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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渔业资源养护与利用国际法律制度研究 　　摘要 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利用的国际法应当是建立在资源生物特性之上的一种法律规范，只有符合资源生物特性的制度安排才能有效应对世界渔业危机。实践证明，将投入控制和产出控制相结合的制度安排是对资源生态整体特性的有力回应，能有效遏制资源衰退。从制度的本质来看，不得超越总可捕量的共同义务是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一旦突破总可捕量底线，权利的实现便不能得到保障，这是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逻辑关系；其次，海洋渔业权制度公法色彩浓厚。无论是准入制度还是监管层面，离不开公权力的有效干预和保障；此外，渔业权权利束中的配额权和捕捞权亦非等同，没有获得配额并不意味着捕鱼权的消灭，有捕鱼权也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取配额。权利的持续实现以遵守自然规律的捕捞为前提。最后，从制度整体看，公海渔业危机的化解，应是一个基于不同产权实施模式的综合管理问题，不仅仅是私人财产权，还应包括公共财产权、混合财产权等。只有牢牢把握制度实质，在科学确定总可捕量的前提之下，通过落实有限准入、健全分配机制、加强监管、深化合作等手段互相配合，才能实现公海渔业资源的永续利用。 　　关键词 公海渔业；国际法；总可捕量；有限准入；公平分配；强化监管 　　中图分类号 D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6-017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6025 　　公海渔业资源是人类重要的蛋白质供给来源，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长以及捕捞技术的提高，一直以来被视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公海渔业资源在人类无度的索取之下，资源危机呈现加剧的态势。究其根源，不外乎是源于人类无度的欲求和有限的资源这对矛盾。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将人类的合理欲求限制在资源极限范围内，成为国际社会亟待破解的难题。本文以公海海洋渔业资源的法律规制为研究对象，结合资源特性对制度的法律实质展开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希冀探求问题应对之良策。 　　1 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利用的国际法律制度现状 　　公海是指除各个国家的内水、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之外，不受任何国家主权管控的海洋领域[1]。20世纪以来，在世界人口增加、捕捞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专属经济区制度确立等因素的影响下，公海渔业捕捞压力骤增。专属经济区制度确立前，200海里外的捕鱼量占海洋总捕鱼量的5%，而此后的数字增加至8%-10%[2]。针对日益严峻的公海渔业资源危机，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制措施。其中，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公海渔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框架。之后，大量区域性以及全球性的渔业公约陆续制定生效，为公海渔业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1.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公海渔业养护和利用的基本原则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承袭第一次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渔业管理的新规定：①设立了有限制的公海自由原则。《公约》关于公海捕鱼自由的这一基本原则仍未改变，但增加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公约》116条、117条规定，“对公海渔业资源的养护是各国应当履行的义务，义务履行的范围包括对本国公海捕捞业者采取的各种管理手段以及与他国合作养护公海渔业资源。”公海捕鱼自由在国际渔业公约的管控下进一步缩小，履行养护义务成为权利获取的先决条件；②产出管控成为公海渔业资源养护的主要手段。公约61条、119条规定“将各捕捞国的捕捞行为限定在鱼种最大可持续生产量范围内是公海渔业养护的目标 　　原则”；③强调国际合作在养护公海渔业中的重要作用。公约反复强调各缔约国，不论在其管辖海域还是公海，都负有对海洋资源养护管理进行合作的义务。例如，公约118条规定“各国在开发同种或者不同种类的渔业资源过程中，应当采取合作加以养护，或者在区域渔业组织之间展开合作”。 　　1.2 全球性和区域性渔业公约是公海渔业养护和利用的重要法律保障 　　由于《公约》关于公海资源养护和利用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鉴于此，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渔业公约陆续制定生效。代表性的全球性公约有：1993年《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及管理措施的协定》、1995年《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代表性的区域性公约有：《北太平洋溯河性种群养护公约》、《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印度洋金枪鱼国际公约》、《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等。此外，大量软法性质的国际决议亦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陆续制定，例如1991年《关于禁止在公海使用大型流网的决议》，大型流网作业被全面禁止实施；1995年《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将生态系管理以及责任制捕捞等理念引入渔业管理。此外，和《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