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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革与结构调整浅析 　　在涉及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问题上，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这些观念导致了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甚至指导思想。比如，有的同志认为，国有企业是我们政权的基础。出于这种观念，在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方面，对一些非自然垄断性而垄断了多年的领域，还要继续坚持国有企业独家垄断；对那些国有企业本应逐步退出的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退得也很不情愿，很不坚决，一些同志似乎只想把那些包袱沉重、资不抵债、起死回生无望的企业甩出去，把那些经营状况还不错的企业留下来自己受用??其实，这种观念、这种思维方式以至指导思想是不对的。我们说，人民政权的基础并不是国有企业，而是人民的拥护；没有人民的拥护，再多的国有企业也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在改革开放多年以后的今天，要想获得人民的拥护，只能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生产力标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坚决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时时处处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去思维，去行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较快地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地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老百姓就一定会拥护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这才是真正可靠的政权基础。如果由于种种原因，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受到压抑，国有企业大量耗费社会资源、效益低下的现实不能尽快得到根本改观，政府手中虽然拥有一大批国有企业，但尽是些负债累累、嗷嗷待哺的“空壳企业”，下岗、失业工人成堆，各种问题成山，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都受到威胁，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政权的基础”。比如，有的同志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是“三大包袱”问题，有的认为主要是管理问题，还有的认为主要是领导班子、“带头人”的问题。这些观念从其特定的角度看，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抓住根本。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安排和由制度安排所决定的经营机制。就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而言，国有制这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根本不可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具体表现为三个不适应：一是产权制度、产权关系不适应：二是主要由产权制度、产权关系所决定的政企关系不适应：三是主要由产权制度、产权关系和政企关系所决定的企业经营者不适应，就总体而言，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目标、动机和行为方式，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相比，差别十分明显。应该说，“三大包袱”的确是阻碍国有企业提高效率的重要因素，但是归根结底，“三大包袱”也是国有制的体制制度决定的，即便今天花很大气力卸掉了，只要制度条件不变，它们明天还会卷土重来――当然也许改变了形式。加强科学管理，对企业提高效率无疑十分重要，但是长期而言，强化管理只靠外部发号召、提要求以及检查督促，是远远不够的，企业必须要有一种内在的强化管理的动力、压力和紧迫感，而相当一批国有企业恰恰缺少这类东西，原因何在／又是制度所致。好班子，好的“带头人”，不仅对搞好国有企业十分重要，对搞好一切企业以至机关、事业单位，均属举足轻重。问题在于，如何创造一种土壤，一种环境氛围，使那些能力出众、适合经营企业的社会精英能够大量地脱颖而出；如何使他们能够一心一意地经营企业，千方百计地追求利润和资本增值，而不去追求做官升迁，不满足于短期行为；如何使他们长期保持拼搏、进取、创新以至某种冒险精神而不变懒变软变皮，更不频频发生“01岁现象”??这一切，还是有赖于适当的制度安排。又如，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发展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主要是为了给国有企业筹资解困。出于这种观念，近几年来让一大批根本不合格的国有企业“重组”、“包装”后发行股票并上了市，这是当前股票市场最严重的问题。长此以往，不但损害投资者的利益，破坏资本市场，败坏党和政府的信誉，也从客观上阻碍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有人形容一些国有企业上市“一年好，二年平，三年+4，四年54”，正是表现了对这一状况的严重关切和担心。市场经济中，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的最主要功能，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秀的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地、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资本市场拿到最稀缺的资源――资金，投资者从中受益不说，单从资源分配方面看，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效率提高了，用同样的资源就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蛋糕做大了，政府就会有更多的力量去调整、改造国有企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要比直接牺牲效率和公正去救助国有企业，经济上的效果要好得多，当然从社会的角度讲也是公平 　　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两大重大的难题：一是解决国有企业各种负担的资金从何处来?二是国有企业的多余人员到哪坦克去?我国政府对解决国有企业的资金问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近期出台的有关债权转股权的措施就是其中之一，对国有企业富余职工也采取一系列安置的措施，成立了各层次的下岗再就业中心，缓解了国有企业的压力。但是，国有企业三年扭亏要形成一定数量的职工下网及由此给社会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