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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结构调整与城镇化关系研究 　　摘要：通过构建城乡结构和谐度指数，对我国城乡结构的不和谐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乡结构不和谐的实质是城镇化滞后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又滞后于产业结构的非农化。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贸易成本的下降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我国城乡之间制度性障碍的存在（譬如户籍制度）造成城乡之间贸易成本的高企。这就要求在厘清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短期与长期关系的基础之上，以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为目的，以继续放宽城镇户籍准入条件为手段，不断降低城乡之间的贸易成本，切实破除城镇化的制度约束，以加快城镇化为抓手促进城乡结构的调整。 　　关键词：城乡结构；城镇化；城乡结构和谐度指数；新经济地理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十二五时期调整城乡结构和推进城镇化研究”（10AZD004） 　　作者简介：安虎森，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吴浩波，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85-06 　　我国社会转型中，最为迟缓、最为艰巨的就是城乡结构的调整[1]（P46）。在我国，城乡结构反映的不单纯是经济结构，它更多地反映了一种不和谐的社会地位结构，通过一组复杂的制度性安排就规定了社会中不同的人在公共权力、社会关系、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地位。虽然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由阶层结构、家庭结构、经济结构、分配结构等子结构组成的，但是对我国而言，城乡结构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其他结构，其影响力也远远大于其他结构。因此，城乡结构的调整必然带动其他社会结构的调整，这也是2010年我国把城乡结构调整作为新政的主要原因。2012年12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现代化滞后，经济社会体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乡二元体制障碍明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最严重的制约仍然是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国内两个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经济形势面临下行压力时，研究城乡结构的调整和加快城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尽管长期以来关于城乡结构和城镇化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然而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深入地分析城乡结构的演变及其与城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况且在今天，仍一味地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探讨城乡结构和城镇化，从理论上讲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城镇作为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非均衡化的一种典型现象已然十分明显。这也是本文从理论上研究城乡结构调整和加快城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意义所在。 　　一、我国不和谐的城乡结构及其实质 　　（一）城乡结构和谐度指数 　　为了定量地分析我国的城乡结构，本文构建了城乡结构和谐度指数（Urban-rural Structures Harmony Index，URSHI）。该指数主要采纳四个方面的指标：要素投入结构、收入结构、制度结构以及公共资源配置结构。城乡结构的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不可能采纳所有指标时，首先就要求入选的指标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解释力；其次，指标的选取应该考虑到城乡之间的可比性，这一原则又需要与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结合起来（城乡结构和谐度指数的指标体系见附录）。具体而言，在城乡要素投入结构方面，囊括了土地使用效率、劳动力—资本比、人力资本投入、科技投入等指标。在城乡收入结构方面，主要侧重于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结构性差异，因此采用了工资性收入结构差异指标。在城乡制度结构方面，数据的可获得性限制了只能选取户籍制度和金融支持两个指标。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结构差异是本文重点分析的领域，这方面的指标包括了基础教育硬件和软件投入、医疗卫生投入、社会保障投入、公共道路投入以及水电煤供给等。 　　通过查阅统计年鉴和部分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2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200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2011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9—2011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1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教育统计数据（2000—2010年，http：//）、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http：//）。，本文搜集了2000—2010年间我国的城乡结构数据。经过计算、整理、正向化正向化处理是指向着比值“1”的处理，因此城乡结构和谐度指数越接近1，表示城乡结构越和谐。处理，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为各指标确定客观权重后，2000—2010年期间我国城乡结构和谐度指数如表1所示。 　　从结果看出，2000—2010年间的城乡结构和谐度指数充分地证明我国城乡结构不和谐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自2000年以来，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