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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发展路径探讨 　　摘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路径有三：一是法制化，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实现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都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明确加以规定，并使之长期保持不变；二是制度化，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运行机制规范化和制度化，提升政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三是程序化，明确规定多党合作关系中各主体作出各种政治行为的条件、方式、方法、步骤、实现及责任。 　　关键词：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法制化；制度化；程序化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054-0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但也必须看到，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这项制度仍然存在不相适应、需要完善的方面。如何克服不足、不断完善，法制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方向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的基本路径。 　　路径之一：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法制化路径 　　当前我国关于政党协商民主建设的实体规范主要是宪法。除此以外，并没有其他法律法规再予以进一步细化。另外就上位法自身而言，其规定的内容也比较宽泛和笼统。宪法是唯一一个对政党协商民主的实体内容有明确阐释的国家法律，但它只对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等作了非常宏观的规定。就规范形式而言，宪法“仅仅是一种宣告性规范。宪法的规定只是确立了一项原则，而具体内容的细化则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1]。由此看来，宪法自身的性质是根本性和宏观性，这就决定了其对政党协商民主建设的规定不可能面面俱到。因而，宪法的规定比较简约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宪法的这些规定在对政党协商民主建设具有权威性指导意义的同时，又显得很宽泛和笼统。由于它在关于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性质、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规定都显得非常宏观，也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职能等，如果没有下位法律规范予以进一步细化支撑的话，这样的规范往往会显得难以落实，甚至会导致制度的形式主义。 　　我国在关于政党协商民主的性质和地位、权利和义务、政党协商的准则等问题上，虽然已有了许多实体性规范，但这些规范绝大多数要么属于执政党的政策文件，要么属于人民政协的自我约束规范，而没有成为国家意志。即使有些规则是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发布的，但它们也多属于政治文件，在事实上也仍然是政策规范。因为它们都还没有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认可。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的政党制度》两个白皮书。实际上，在政党协商民主建设中起着重要而直接作用的实体规范主要体现于中共制定的政策性规范之中。如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共党章、中共中央三大《意见》(中发［1989］14号文件，中发［2005］5号文件，中发［2006］5号文件)以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公开职务讲话等。关于统一战线、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的性质，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党协商的基本原则等规定主要都体现在这些政策规范和人民政协章程之中。由于中共的执政地位，其政策文件也具有相应的法律功能，甚至可能成为法律的渊源。但这样的文件毕竟不是宪法和法律。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文件，还处于党的政策层面，不能起到法律的作用，不具有普遍的强制的约束力。 　　当前我国政党制度的法制化最主要的还不是制定一部像西方那样的政党法，因为当前制定政党法还不是特别具备条件，当前更急迫的应该是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实现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都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明确加以规定，并使之长期保持不变，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成为人们始终遵守的行动指南。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分散立法的形式将政党制度基本原则规定在宪法中，其具体内容则可以分别制定单行法规性文件，例如，可以分别制定《政治协商条例》、《民主监督条例》、《民主党派参政法》等。也可以把现在的5号文件的内容法律化，根据其基本内容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法》的方式在人大中通过，从而把政策上升为法律，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法律基础。 　　路径之二：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路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党制度一直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迈进。1989年中共中央制定下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序言。这两件事情，在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宪法规定和《意见》的颁布远不是我国政党制度制度化、规范化的完成，而是在宏观和原则方面制度化的推进，提出了加强我国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