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验钩沉.docVIP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验钩沉 　　笔者自2005年赴美完成耶鲁大学东亚委员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伊始，和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Vincent Mosco教授已经有十余年的学术情谊，彼此合作教学、联袂出版的默契都写入每年暑假主办的“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学术研究营”和研究生院支持的国际FIST课程。他和Graham Murdock教授两位老前辈对于正在成长的年轻人都表现出无比的关怀，对于尚待理解的新媒体迹象表现出好奇的警觉，因为这一切都颠覆着资本的秩序、规划、表面的和谐。全球都在讨论大数据的商业价值，企业都在追逐大数据创造财富，个人都在从大数据中获得便捷，但罕有学者反思大数据对主体隐私的监控、滥用，或者探索大数据重构的霸权体系。 　　Vincent Mosco和Graham Murdock教授每次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上海，都再现着他们对上述问题的敏锐感知，激发笔者对新媒体宰制日常生活的批判，无论面会畅谈、会议交流，还是联合教学，不仅我们的学生受益于这两位望重士林的老前辈的学术洞见，而且我们的学术团队也因他们老当益壮的进取而备受勉励。他们每年带来西方学界最新研究的英文文献，使笔者开设的本科课程“传播政治经济学”尤其受益。 　　2016年春季，笔者在美国接到985基地主任童兵教授的贺喜，祝贺“传播政治经济学”获得学校精品课程。2016年秋季学期，Vincent Mosco教授唯一的中国籍学生姚建华博士加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资深前辈童兵教授一再鞭策我们冲击上海市的精品课程，晚辈的确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此，笔者想说：你们鼓舞了我，我才如此超越！（You raise me up ， to more than I can be）。 　　最为快慰的是我们彼此的学术合作不断推陈出新，继笔者与Graham Murdock教授合作《新媒体、社会性别、市场经济与都市交往实践》（2015）以及笔者与Vincent Mosco教授联合主编Critical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14）英文读本之后，各种因缘际会又激发笔者与Vincent Mosco教授联袂出版《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案例研究》论著。该书凝聚了我们长期合作的汗水，Vincent Mosco教授自始至终坚持批判的现实主义理念钩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学理，笔者则聚焦中国的本土问题意识，不断强调理论和经验性、解释性实践关系的多重决定和相互建构。 　　该论著致力于提炼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西方学理，并以本土具体的案例研究从两种路径丰富并精致化东方中国的批判传播理论：其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性别研究（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Gender Studies）的结合；其二是敏锐洞察都市知识劳工的工作与生存的不确定性（precariousness），表达出深切的社会关怀。知识劳工作为社会地位下滑的阶层，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而陷入绝对贫困，而是因为在从生产型社会转为消费型社会的当下，知识劳工缺乏消费能力而成为一个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有工作的穷人的相对贫困令他们在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的深广推进中倍感挫败和沮丧。笔者关注知识劳工的困境，在具体研究方法的探索中，主张不是为方法而方法，而是带着学术训练的人性意涵和人文关怀来讨论一种体察传播政治经济学逻辑话语中的中国本土经验社会的认识路径，以质的分析阐释传播议题与社会变迁的意涵。 　　笔者所有中国案例的研究时段均在传播新科技的日新月异已经激发国际学界热烈讨论信息社会的各类面向的时期。如哈佛大学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Yochai Benkler在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论著《国家福利：社会生产如何转变市场与自由》提出新媒体技术引发的社会生产，也就是“同侪生产”（peer production），即通过个人自愿地贡献其专业技术的一个网络，没有利润诉求，以无偿劳动来提供文化和知识的社会再生产，这种自主性创造社会分享，也创造信息商品和服务，本该公司进行补偿的劳动，却由自发的同侪生产满足商业需要，遮蔽了劳资剥削关系。因兴趣组合的字幕小组的弹性劳动和杜蕾斯网站动员起来的粉丝劳动都属于同侪生产的社会分享。可见，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没有因为新技术的普及和更新而消亡，反而更加隐蔽和深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新科技就未必能被乐观预期为戴尔―威瑟福特（1999）在《赛博马克思》中所论述的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方式。笔者以为资本主义剥夺的固有属性不曾改变，又如何可以预言新媒体削弱资本主义的根基？当下资本主义借助传播新科技克服各种空间障碍进行全球扩张，正是技术力量令其如虎添翼。 　　传播政治经济学家Peter Golding和Graham Murdock?L期合作，在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