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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和东林讲会探析 　　摘要：明末东林书院因与政治的牵连而闻名，故以往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加以研究，较少立足于书院本身，关注其兴衰轨迹。若以东林讲会为线索纵向分析书院的发展趋势，比较书院外部形势的变化和书院因之做出的反应，将发现政治性的“东林”概念与东林书院相互关联却又日渐分离，与此同时，特别是在书院发展进退维谷之际，东林讲会更趋学术化，这两种趋势有其特定的内涵。 　　关键词：东林书院； 东林讲会； 学术化 　　中图分类号：Ｋ248．305 文献标识码：Ａ 　　 　　 　　宋杨时所倡的东林书院于明末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筹资修复，尽管书院修复于万历三十二年，全毁于天启六年，兴废之间不过二十余载，却引起时人及后人的广泛关注，在讨论东林党、东林学派等课题时均有涉及，且颇多争议。①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多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东林”，对东林书院本身的研究则尚余一定的空间。以东林人参与讲会的具体状况为例，若进一步细化研究，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反思，如：讲会盛则盛矣，未曾有波动吗？东林书院是由弱势渐至兴盛，在鼎盛时期突遭禁毁吗？还是几伏几起？抑或从创建开始就是一部衰落史？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发展曲线？书院与外部局势之间如何互动？东林书院的兴衰表象含有丰富的信息量。 　　 　　一 渐趋萎缩的东林讲会 　　 　　与私人书院初兴之时不同，东林书院创建之时即明中后期，书院讲会已相当成熟。尽管之前明末已三毁书院，距其较近的一次万历三年的张居正禁毁书院还颇为严苛，规模也较前两次为大。张居正在世之时，书院讲学确有一时的沉寂，但暂时的沉默很多时候意味着最终的爆发。书院讲学实已深得人心，一旦禁令稍有放松，书院得以修复，应和者一呼百应。万历二十七年时仅顾宪成所知的邻近地区辟坛讲学之人已为数不少。“是时乡郡诸君子以讲学为事者宜兴安节吴公达可、武进启新钱公一本，暨薛公玄台辈数人，于其一也，名孔兼，金坛人。”②加之顾、高二人在创书院之前已多次自行组织或参与友人组织的讲会，与各地学人颇为熟识，声名已起。所以可以说东林书院作为明代最后一次书院讲学高潮的领军势力，它从修复伊始就是兴盛的。 　　东林的首次大会会期为万历三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始至十一日，“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毕集，相与讲德、论学，雍容一堂……远近绅士及邑之父老子弟或更端而请，或环聚而观，一时相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③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由于难觅一客观标准来准确衡量书院的发展状况。虑及东林讲会的规模与召开频率的变化以及东林主讲人受邀外出或各地学人慕名而来讲学交流的状况，或可大致反映起伏状态，故后文皆以此为线索）据顾宪成、高攀龙两人的年谱加以综合，则可得此后七年间东林领袖的主要行踪、活动如下： 　　万历三十三年九月，会东林。 　　万历三十四年顾宪成五月会讲虞山书院。八月，会东林。高攀龙讲学东林，读书水居。同顾泾阳先生会于虞山书院。 　　万历三十五年九月，会东林。 　　万历三十六年正月，顾宪成作《仁文商语》。二月，游云间，赴正学诸会。三月，赴虞山。八月，会东林。十月，作《经正堂商语》。秋，史际明在讲席。与吴诸公言大会不宜独烦东林，于是定丽泽约，每岁常润轮举，春以为期。而经正、明道、志矩次第及焉。高攀龙赴昆陵经正堂会。 　　万历三十七年，顾宪成二月作《经正堂商语二》。九月，会东林。高攀龙赴金沙志矩堂、昆陵经正堂会。 　　万历三十八年，顾宪成八月会东林。十月，赴经正之会。高攀龙六月讲学焦山。赴嘉禾天心书院会。 　　万历三十九年，顾宪成三月作《志矩堂商语》。八月，会东林。九月，偕诸君子会经正堂，再会取斯堂。高攀龙三月讲学于金沙志矩堂。四月，讲学于荆溪明道书院。秋赴昆陵经正堂。 　　万历四十年，顾宪成三月，会阳羡。五月，月望会讲东林者三日。 　　从以上记录可知，至少到万历四十年，东林大会从未间断，学人交流讲学频繁，与相近的书院讲堂互相扶持，形成一定的书院网络，东林书院的讲会活动总体处于高潮期。武林胡嘉胤把万历三十七年的东林大会描述为“东南领袖，风起四方，真千古一事矣。”④ 此时东林书院作为学术讲坛的影响已遍布东南，波及四方。 　　但与此同时，外界风浪开始向东林书院涌来，讲会一开始，书院中人就被认为与政治有涉。万历三十三年的京察，三十五年的！择内阁首辅事件，都被猜疑有东林有关人士参与，而三十六年诏起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卿时，朝中已有昆党、宣党专攻东林。尽管东林中人不愿陷入政治纷争，却身不由己，是非愈演愈烈。万历三十七年五月明明东林中人实在书院讲学而非在朝为官，人们却评论说：“时王图为吏部左侍郎，北察凡非东林者必去；史继偕为南京吏部侍郎，南察非东林者必留。”⑤ 这时东林的内涵已超越东林书院的源义，危机暗伏。 　　及至三十八年二月恰逢与顾宪成私交甚佳的淮抚李三才“屡推总院”。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