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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守望国外教育信息研究 　　五、学习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机械地照搬容易吃亏 　　本人比较关注教育领域，注意到我国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考虑到文教界从领导到基层学校中的任职人员对此知之甚少，因此我有必要让读者知道这一段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就是学习苏联。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好的方面，但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主流。1955年后，我可以直接阅读到俄文出版物，那时是中苏友好时代，苏联政府教育部门给我国教育部赠阅了一些书刊。我们机关也订阅了苏联的高等教育部的机关刊物《高等教育通报》《公报》，国内也能够看得到苏联大学教授与行政干部写的文章，因此我对苏联的了解相对比较多。我也曾力图利用美、英、日、德等国的书刊了解苏联的历史和现状。 　　我第一次去美国是在1984年11月，当时做的一件事就是通过研究苏联的美国专家来更好地了解苏联。在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更深入地从历史角度了解西方观察家对苏联的认识。访美期间，我拜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洛伦?格拉汉姆教授，他送了我好几本书。他对苏联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在苏联待了很多年。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是研究苏联的著名学者，他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多达34卷。俄罗斯政府解密比较彻底，比如当时的中苏关系、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关系，很多历史都能从苏联档案里了解得很清楚，沈志华据此写了一本《苏联专家在中国》。据该书记载，1949-1953年，中国聘请苏联教育专家共187人。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两所学习苏联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重点学校。1950-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共聘请苏联专家98人，哈尔滨工业大学聘请苏联专家67人。 　　学习苏联是值得我们了解和思考的一段历史，我也与一些苏联专家打过交道。当时，学习苏联是国策，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邀请了苏联专家，教育部也不例外。我刚到教育部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位苏联专家，叫福明，他为人很平和。我初到教育部就碰到开办专科学校的事情，面临着如何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的难题。福明向教育部领导提出可借鉴苏联中等专业学校办两年半制特别班的经验，而非简单地将传统四年制高校课程予以压缩，这件事我参与了全过程。为此，黄松龄（1898-1972年）副部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开了一次专门会议。 　　有的苏联专家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提出的意见就不够实事求是。例如，福明之后继任的首席专家列别捷夫（在苏联高等教育部担任过司长）把苏联的教师工作量制度介绍给我国，希望用教师工作量制度来控制教师编制。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处于高速扩张阶段，研究生培养制度还没形成，新教师培养也跟不上，让大学毕业生、助教上台讲课，以工作量为指标对其进行考核是比较困难的。 　　我自己向西方介绍我们学习苏联专业划分过细的经验教训时，也举了例子，如内燃机专业被分成好多种――汽车内燃机、拖拉机内燃机、坦克内燃机。这就是荒唐的，因为内燃机的大类别就是汽油机和柴油机，共性很大，工作原理都一样。 　　1956年10月下旬，我国向苏联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谁任团长我已忘记，黄辛白同志是副团长，团队中有工科院校的一些校长、党委书记。他们回来之后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在教育系统内散发。黄辛白同志回来之后做了补充说明，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当时苏联的部门办学有重要的历史原因，即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之前，就发现原有高等教育系统无法满足激增的人才需求，不得不采用由各部门各自办学的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压缩学制且划分专业过细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也与僵化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后来，苏联专业划分过细的情况逐渐有所调整，例如1955年就对土建类学科进行调整。我是学土木专业的，对土木建筑方面了解多一点，苏联那时候的相关专业叫公用与民用建筑结构和公用与民用建筑施工，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结构和施工就分成两个专业。按原来的指导思想，结构专业就是理论的东西学得好一些，数学、力学等理论的科目扎实一些；施工专业就是在工地上指挥技术员和工人建成建筑物。我们向苏联学习的时候，苏联分开的我们也分开，苏联合并了的专业我们也紧跟着合并。专业划分过细使学生负担过重，教师也苦不堪言，毕业生学非所用的比例相当高。那时候，教师学俄文也有很大的困难。速成俄文学习课程几乎是当时所有教师都要参加的。在普通教育方面，学习苏联有两个过失值得一提。第一个是率先学习苏联的我国东北地区曾经把苏联10年制学校教材翻译过来并不加任何更动便加以采用，此举遭到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06-1996年）的批评，这是因为我国“6-3-3学制”的实施过程中，高中要学解析几何和大代数，学习苏联后降低了难度，而且生物课程由于两国地理气候条件相差很大，采用苏联教材就不太合适。第二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