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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研究和利用价值举要 　　长芦,是对今河北省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及天津沿海狭长地带的泛称;长芦盐务,系指长芦盐务机构及所辖各个盐场,在盐业生产、运输、销售、税收、缉私、出口等各方面活动的总称。现存于河北省国家档案馆的中国长芦盐务档案,共有33713卷,其中英文档案1828卷,日文档案964卷,排架长度约710米。档案起止时间为乾隆十四年(1749年)至1949年,跨度长达整整两个世纪,它不仅是研究近代中国盐业史不可替代的第一手材料,而且由于档案的内容涵盖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对于了解中国二百年来特别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演进状态,也具有极高的价值。2003年,这批档案以其系统性、完整性、稀有性和时间久远等优势,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对于中国长芦盐务机构的设置、变迁及其特殊地位、长芦盐务经营模式对近现代中国企业的影响等重大问题,我们将专文予以论述。这里,谨值《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精选》出版之机,择民国时期这批档案的一部,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法律、文化七个方面,做如下举要梳理,以便读者对长芦盐务档案的了解与研究之用。 　　 　　一、在研究民国政治状况方面 　　 　　中国历代朝政把持盐,盖因盐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家政局稳定。《长芦盐法志》,详细记载了自顺治帝至宣统帝给长芦下的诏谕九十三条,其中仅乾隆帝就有十一次。长芦盐务档案大量形成于清中叶至民国这样一个闭关与开放、革新与守旧、复辟与反复辟的社会大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自然反映到盐务上来。诚如梁启超于1912年曾撰文指出的那样:“内政也,外交也,国计也,民生也,殆无不与盐有密切关系。” 　　翻检中国长芦盐务档案,涉及到的民国政坛风云人物颇多,不仅有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等,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陆徵祥、周学熙、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宋哲元、殷汝耕、高凌尉、周佛海、陈公博等,都一一在目。民国初年,由长芦盐运使升任为政府要员的达十数人,如:周学熙(北洋财政总长)、凌福彭(天津知府、直隶布政使)、张镇芳(袁世凯表弟、直隶总督)、汪士元(直隶财政厅长)、言敦源(内务部次长)、张狐(北洋政府盐务署长、稽查总办)、陶家瑶(江西省长)、张廷谔(天津市长)、荆有岩(张学良参谋长、华北财政特派员)等。 　　民国二年,袁世凯为登上总统宝座,策动各省督军收买威逼国会议员,炮制“总统选举法”,终于出笼了“组织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临时大总统袁公当选为大总统通告”这在长芦盐务档案中有着翔实的记录。袁世凯为复帝制,与五国银团订立“善后大借款”、导演“国民代表拥戴”及处理宋教仁被刺杀事件的文稿、电报,都相当完整地保存于这一时期的档案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前,曾与袁世凯在北京会谈十三次,其主要成果之一,是中国长芦盐务档案中保存的《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即“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这个大纲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孙中山谋划建国方略的架构。 　　民国时期曾经轰动一时的“蒋介石绑票案”,其原始的档案文件,也保存在中国长芦盐务档案中。1928年10月19日,天津市公安局奉南京蒋介石密电,将长芦纲商纲总郭春麟、李宝诗、王益宝、杨承昭、李玉麒等五人逮捕。从“五纲总被捕案”档案中可清楚看出,该案缘起,是纲商李廷玉以“积弊太深,妨碍民食”为由,想借蒋介石之力独占盐利丰厚的津武口岸。 　　1935年前后,日本侵略军开始进入长城以南地区,民族危难空前,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于是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常委连夜召开会议,“主战派”随即做出“张学良叛国处置办法”,称:“张学良十二日通电叛国,殊堪痛恨。查该员奉职无状,原在中央曲予矜全、冀图后效之中。劫持统帅,妄作主张,形同匪寇,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此类档案文件,对了解“西安事变”全貌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1935年11月25日,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本驻屯军唆使下,于通县宣布成立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档案中保存的由殷汝耕签署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公函”称:“本会于二十五日成立,脱离党治,业经通电在案。嗣后贵署征收本区二十二县之盐税应请暂为保存,停止向南京政府报解,俟定妥办法再当函知。设文到后仍旧解送南京,则将来一切责任应由贵署完全担负。”这是殷汝耕伪政权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