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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和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摘要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收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关键词 农户；收入最大化；耕地保护；行为选择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11-0079-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14 　　 　　 　　针对欠发达国家农村经济微观层面研究的农业家庭模型（Agriculture Household Models，AHM）以农业家庭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决策单位综合体，通过收入内生方式求解家庭预期效用最大化，分析农业政策变化等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农户行为，在分析欠发达国家市场完善程度、技术利用、人口流动、森林采伐、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成为西方农村微观经济领域研究的基础模型［1］。仔细分析会发现该模型背后隐藏的一个基本假设为农业劳动力的同质化和专业化，即转移出的农业劳动力只能在农业生产用途使用，不存在跨部门配置，显然该假设不适合我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实际。国内实证研究证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业收入已成为我国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而且从资源禀赋利用效率方面，劳动力非农业利用显然好于农业利用［3］。与AHM假设不同，我国农户在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兼业经营将成为我国农户一段时期内实现收入增长的普遍方式和现实选择。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从耕地生产功能看，耕地保护的实际目的是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粮食安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庞大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2008年我国的耕地资源保有数量为1.217亿hm 2，1996年至2008年12年间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减少833万hm 2，年均减少69.42万hm 2。有研究指出在人均GDP400-1 000美元的条件下，我国出现了发达国家3 000-10 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到2007年，全国受污染、污水灌溉、固定废弃物堆占和毁田等因素影响的土地约为1.23亿hm 2，约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10%以上［4］，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和质量保护任务非常艰巨。我国耕地保护政策1984-1999年期间的运行效果研究表明，1986年以来，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保护了相当于1999年耕地总面积的0.87%［5］，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总体效率不高且有下降趋势［6］。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在耕地保护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其耕地保护行为选择将直接关系到耕地保护制度的实施效果。本文以劳动力资源配置为基础建立农户收入模型，同时在模型中引入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在求解收入最大化条件中分析农户耕地保护行为选择，并对耕地流转条件下农户可能出现的耕地保护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对耕地保护制度调整路径提出建议。 　　1 农户收入函数分析 　　目前我国农户收入总体上可以分为农业经营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和政府补贴收入三大部分。农户需要将自身拥有的资源禀赋在上述用途中进行理性分配以实现收入目标。从我国目前农户实际资源禀赋情况分析，农户所拥有的生产性资源主要是劳动力、耕地、生产性固定资产和有限的资金。小规模农业经营方式在生产环节要求的资本性投入包括机械、种子、农药、化肥等在资金量方面不高且多表现为一种事后补偿，并不需要预先的现金支付，因此劳动力和耕地成为创造农户收入的主要因素［7］。耕地资源因空间不可移动性可以看作农户收入形成中的固定因素，因此劳动力是农户实现收入最大化的基础能动性资源变量，也是农户理性经济配置的主要资源禀赋变量。综合上述因素农户收入总体上可以表述为以下公式： 　　AHM在农产品市场完备条件下把农户农业利润的范围界定为生产并出售农产品的显性利润和和消费自己生产农产品而获得的消费者剩余，从而在模型设计中把农户生产和消费行为联合起来进行分析。该模型隐含的农户行为假设是“恰亚诺夫―斯科特”“自给小农”假说与“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