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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安全和国际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4月16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芬兰拉普兰大学联合主办的“北极安全与国际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上海举行，来自芬兰拉普兰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挪威南森研究所、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就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北极治理与国际合作、北极事务和中国参与以及北极国际社科研究现状评估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一、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 　　芬兰学者指出，冷战终结后，北极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就由对抗向合作转变，并体现出高度的稳定性特征；而进入21世纪以来，各个层面的新变化不断体现出来。一方面，北极国家日益重视国家主权和经济发展，正如其新近陆续发布的国家战略所显示的那样，都极度渴望开发北极地区的能源和资源；另一方面，北极地区的非国家行为体由于环境保护及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对于该地区的环保和发展施加着广泛的积极影响。同时，全球化所带来的自由流动以及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该地区逐步显现出来。此外，非北极国家希望积极介入地区事务，从而使整个北极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物流运输都具备了一种全球性的张力。这种现象使得北极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已超越了传统的冲突与合作等术语的意涵；北极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在世界政治中日益突出，并对安全话语体系及其本体的界定带来某种变化。 　　中国学者则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北极八国均将避免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作为自身的重要利益，由此“治理”在北极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进而使得北极事务具有了某种全球视野。首先，气候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全球问题，全世界所有国家均受其影响，而北极则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预警系统；其次，来源于陆地的北极海域污染问题，尤其是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及重金属污染，对北极生态系统带来极大破坏，进而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再次，由于北极海冰消融所带来的开辟北极航运的巨大商机使得在全球层面就科学研究、规范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等开展国际合作成为可能；最后，北极地区存在着国际海底区域及公海等部分“全球公域”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从而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换言之，气候变化和北极航运等议题的出现使得北极事务具有了全球意义，这也为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对于北极安全问题，有挪威学者指出，尽管“安全”这一术语本身在北极的特定语境中存在已久，但该术语的运用却深深地打上了冷战的历史烙印，那时北极只不过是主权国家部署核设施的军事前沿阵地；北极居民的利益、价值和诉求从未被纳入安全的考量。冷战终结以来，“安全”逐步与那种狭隘的军事理念脱钩，日益成为不同行为体提出各自诉求的平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所倡导的“环境安全”就意识到环境以及环境的维系对于人类和国家的生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了90年代，安全的概念则发展到了“人类安全”阶段，整个西方政治思想界都对个人安全和集体安全（community security）的概念进行了重塑。 　　中国学者则主要从北极环境变化本身对全球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北极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对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中国的国家安全都将带来重大影响，因此从全球、地区及双边层面推进涉北极事务的机制建设是当务之急。 　　有挪威学者从航运及能源政策角度探析了俄罗斯在北极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角色，认为北方海航道作为俄国内一条重要的航运线路未来在沟通欧亚海上贸易方面将发挥作用。尽管存在对航道法律地位的争议，但俄不会放松对航道的实际控制。由于俄罗斯油气公司缺乏海上开发经验以及资金缺口巨大，俄北极地区油气开采项目多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美国埃克森美孚、意大利埃尼、挪威国油等国际石油巨头均已参与其中。俄北极航道开发和北极油气项目开发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从中短期而言，北方海航道开辟所需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俄北极能源项目的开展，而俄北极地区重点能源项目的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北极航道的畅通运转。 　　有中国学者从更广泛的视角探讨了北极航道的开辟和利用。该学者认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加剧，原先的冰封水域已日益变得适于国际航行，三条潜在的航运贸易线路，即东北航道、西北航道以及中心（穿极）航道已显现出来。根据其课题组的研究发现，未来通过北极航道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两大类，即通过东北航道单向输往亚洲市场的液化天然气（LNG）贸易（2030年将有望达到1000万吨），以及远东地区与北大西洋地区之间的双向集装箱贸易（仅计算从远东地区到北大西洋地区集装箱货运量2030年就将达到1700万标准箱）。这必将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北极治理与国际合作 　　有中国学者对全球环境治理与北极治理必须协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