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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和亚当斯密税收思想比较研究 　　[摘要] 19世纪末，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此，严复本着“富强”中国的目的将亚当?斯密的赋税思想引入中国。在赋税理论上，严复对英国议会掌握税收大权的税制理论赞成有加，但同时严复又用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思想分析中国皇帝征税、臣民纳税的合理性，这显示了严复思想的不足之处；在赋税原则上，严复对斯密的“平等”、“确实”、“便利”、“节省”税制四原则大加赞赏，主张中国税制采用“平”、“信”、“便”、“核”四原则；在赋税来源及用途上，严复与亚当?斯密都主张赋税在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同时要惠及于民，但在赋税的来源上，尤其是在对工资征税的问题上，严复与斯密的观念又不完全一致。通过对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严复对挽救晚清危局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 严复；亚当?斯密；赋税理论；税收原则；赋税来源及用途 　　[中图分类号]K252； 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2-0067-05 　　严复（1854―1921），字又陵，福建侯官人，“是近代中国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经济范畴的第一人，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其代表作。若按所处时代言，严复与亚当?斯密并无交集，两者缘何有可比之处？这要从严复将《国富论》（严复译为《原富》）翻译并引进中国谈起。 　　19世纪末，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中。对外，中国面临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及瓜分，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对内，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因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故而在经济和赋税领域并没有改变传统的赋税制度使之适应工业化建设和现代财政的需要，因此洋务运动最终并没有为中国找到富强之路。有鉴于此，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成《原富》引入中国，力图为中国找到富强之路。严复曾于1877―1879年留学英国，当时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的辉煌时代，英国的繁荣、强大给了严复很深的印象，在严复看来，英国的富庶当归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思想，及其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赋税理论。 　　目前，学界有关严复与亚当?斯密的研究成果斐然，但对两者税收思想的比较研究则较少见且观点不一。①本文力求将严复与亚当?斯密的赋税思想重新解读，以期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严复对亚当?斯密税收思想的解读可谓既有继承又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他为《原富》写的诸多按语中。从这些按语可看出严复与斯密税收思想的交集与分歧，关于此，我们将从赋税理论、赋税原则、赋税来源及赋税用途四方面进行论述。 　　一、严复与亚当?斯密对税制理论的认识 　　一定的赋税行为或财政活动，受一定思想的指导。这种思想经过一定的重复、贯彻和修正，便逐渐外化为理论，成为实践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这种理论可有层次之分，其中，经过累世传承而贯穿整个社会，并反映这个社会赋税制度基本特征和基本精神的那个层次，我们称为赋税基本理论。[2]中英两国的赋税理论自中世纪以来因国情及文化等的差别而有异。英国自中世纪以来赋税就不是国王随意征收，而是要经过议会同意。这种赋税理论经过累世传承而沿袭下来，成为英国赋税的基本理论。国王要征税必须经议会同意，并且要遵循“共同需要”、“共同利益”和“共同同意”的原则，赋税的征收和支取要依据法律而行，且有相关机构审计和监督。英国的这一税制理论一直延续，故而亚当?斯密在有关税制理论的论述中都是依法律而论的。而中国古代则不同，中国自秦朝建立起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后，皇帝、国家与政府三位一体，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治国理念。这一理念又渗透到税制理论中，成为中国古代皇帝征税、臣民纳税的依据，这种理论必然会造成赋税名目繁多、税负沉重、征收随意等弊端，此弊端到19世纪末愈益严重。对此，严复给予严厉抨击：“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人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3] 948949对中国和英国的国家、政府官员与公民的关系，严复亦颇为欣赏英国，“西洋之言智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4]36。严复特别推崇英国由议会掌握税收大权的税制理论，“国会既开，而王与有众，为日中之交易。王得赋财也，而民得其所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