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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在职消费和薪绩敏感性相关性研究 　　摘要：本文选取我国2008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A股数据为研究样本，以代理冲突的重要产物——在职消费为研究视角，实证检验其对薪绩敏感性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职消费对高管薪酬和以Roa为代表的会计业绩间的敏感性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内表现得更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因素则在提升薪绩敏感性，改善由在职消费引发的不良后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高管薪酬 薪绩敏感性 在职消费 公司治理 　　一、引言 　　高管薪酬与业绩敏感性，作为高管薪酬激励研究的重要话题，业已受到广泛的关注。国外早期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Jensen和Murphy（1990）发现，高管薪酬与股东回报率正相关。Betrand和Mullainathan（2001）则发现，在不受大股东监管的情况下，经理人薪酬更多地与个人运气相关，而非业绩。Garvey和Milbourn（2006）发现，受到反收购条款保护的经理人更易因好运而获得奖励。在董事会和股权治理领域，Core等（1999）的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监督和股权制衡导致薪酬激励水平弱化，薪酬变化与公司业绩负相关。Harvey和Shrieves（2001）的研究发现，外部董事与大股东的存在增强了新绩敏感性，而经理人的年龄和持股比则对薪绩敏感性有负向作用。Cheng（2005）的研究表明，存在侵占动机的管理层薪酬与盈利和亏损业绩间存在明显的非对称相关性。Firth（2006）在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后还发现，所有权性质的不同也会对薪绩敏感性造成不同影响，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能更好地将经理人薪酬与股东财富相联系。国内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强调我国不同的制度背景对薪酬、业绩的不同影响。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2005）的研究表明，在职消费内生于国企高管面临的薪酬管制。卢锐（2008）从管理层权力理论角度揭示了在职消费的负面经济后果，发现管理层权力引起的过度职务消费会降低公司绩效。罗宏（2008）和张力、潘青（2009）的研究也证实，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具有负面影响。张必武、石金涛（2005）通过对董事会特征与薪绩敏感性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企业内设置独立董事和薪酬委员会对薪绩敏感性有改善作用，另外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对薪绩敏感性也有显著影响。刘凤委、孙铮、李增泉（2007）则从行业竞争以及政府干预的角度研究了其对薪绩敏感性的影响，发现在外部竞争程度较弱的环境下，企业业绩与薪酬关联度较低，而政府干预也会降低企业会计业绩的度量评价功能。卢锐（2008）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薪酬与业绩的相关关系。田志刚（2011）以高管薪酬的强制性披露制度为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强制披露高管薪酬有助于提高薪绩敏感性，并且这种改善效果在国企内更为明显。目前关于在职消费的研究也多源于代理理论，由于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存在代理冲突，经营者并不会完全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行事，在外界监督弱化而高管持股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经营者有动机通过卸责、获取额外津贴等自利行为以实现个人利益。Berle和Means（1932）就曾明确指出，随着两权分离的扩大，公司经理人掌握了公司更多的控制权，为满足个人利益在追求薪金、奖金、津贴等货币收益的同时，还力图获得更多的非货币收益。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上市公司的市场监督尚不成熟，公司内部缺乏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造成我国高管职务消费过多过滥，且随意性大。据李旭红（2003）、陈冬华等（2005）的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远高于高管薪酬，高管人员的职务消费平均在其工资收入的10倍以上。这说明，在职消费已经成为高管人员间接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当高管人员可轻易通过在职消费满足个人利益时，其更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非努力工作以提升业绩。这样，股东利益与公司业绩不再作为高管薪酬考评的重要依据，薪绩敏感性将被削弱。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职消费越高，企业内管理层薪酬与业绩敏感性越差 　　另外，国有企业由于受管理体制和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一方面，国企“所有者缺位”的状况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国有资产所有者并不具备足够的约束管理能力，导致在职消费严重失控。另一方面，由于受政府的薪酬管制，国企薪酬契约安排天然就具有滞后而刚性的特点，缺乏应有的激励效用，国企高管人员不得不将在职消费作为自我激励的替代性选择，以上原因都使国企成为了腐败的高发区。因此有理由推测，与其他企业相比，国企内薪绩敏感性将受到在职消费更为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与其他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内的在职消费与薪绩敏感性的负向相关性更为显著 　　据前人研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