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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趋势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归因: 　　城市化和人口红利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增速创造了被外媒称为“中国奇迹(China miracle)”,使中国跻身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出口国。 　　究“中国奇迹”之因,有观点认为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指导,也有观点认为是打开国门,进行国际贸易、产品出口的原因。无可否认,这些制度性因素的变化的确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究其最根本动力,我们认为是源于“人”,是30年来的人口迁移和相对应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正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使得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30年来不断加速推进,从而使潜在的巨大人口红利得以激发,并伴随生产效率的提高,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有学者的计量分析表明,中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在26.8%左右。这也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中人口因素的巨大作用和贡献。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飞速增长,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措施,但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和农民)却日益凸显,还进一步演化成“三元”(农村、城市、农民工)结构性问题,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目前看来,除了要进一步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最根本的是启动农村土地市场改革,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盘活土地资产。按照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贯思路,目前可以首先考虑将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交给农民。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公共资源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和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奥利弗?E?威廉姆森,其主要思想为“人类和生态系统可以互惠影响,可以找到可持续的长期使用资源的方式” 以及“老百姓自组织行为比政府更有效率”,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 　　 　　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建立了一个解释框架以测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该解释框架中,索洛教授考虑了产量与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技术状态的关系。索洛认为,总产量的增长率是三个项目之和:技术进步率、劳动增长率和产量中的劳动份额的积、资本增长率和产量中的资本份额的积。将这一框架运用于上世纪早期的美国,大部分的产量增长源于技术进步,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迥异于索洛对美国的研究结果,对7个最大的拉美国家1940-1970年间的研究发现,在人均产量增长中资本积累的贡献远大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贡献。 　　将上述框架应用于中国,我们可以得出人是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这一结论。我们所谓的“人”,包括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一方面,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必然带来生产函数中的边际产出。人口质量、人口制度的提高还能带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效应等,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可以说,生产函数中的四个因子,三个都与人相关。这也是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战略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没有明显技术进步情况下,经济还是在持续高速增长,这就是因为有合理的人口结构。以“总抚养率”作为人口年龄结构指标的研究表明,抚养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而中国过去30年刚好处在抚养率下降的时间之窗(见图),抚养率从1977年的70%左右下降到2009年的48%。 　　 　　中国经济结构变动趋势: 　　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结构性拐点显现 　　 　　那么,基于结合中国国情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站在下一个30年的起点,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会怎么样呢? 　　我们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三个转变,更学术化的说,是三个结构性二阶拐点显现: 　　首先是人口结构二阶拐点的显现。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结构中抚养率将在2012年前后出现一阶拐点,而事实上二阶拐点已经出现,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 　　按照现有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中国劳动人口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行。同时中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仅是0.4%,甚至还低于发展中国家1.1%的均值。 　　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则会一直升高。未来,中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较高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红利高峰已过。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的“民工荒”便是一个佐证。未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将会继续升高,这对过分倚重出口的中国经济结构影响不小。如果中国不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出口为纲”的经济策略,到时恐怕只能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由于民工减少,城市化进程减缓,投资的拉动效果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