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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研究 　　摘 要：本文利用2002—2011年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考察了工资水平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关系。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偏向于工资水平高的地区，并不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成本不再敏感，而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日益提高，从而倾向于流入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人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已经开始从利用廉价劳动力逐步向占领国内市场转变；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主要因素包括集聚效应、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和政府行为等，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不同特征，且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工资水平；集聚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 　　一、引 言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广泛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Kang和Lee[1]分析了韩国企业在我国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冯涛等[2]运用空间统计学理论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特征及影响因素。Chen[3]分析了集聚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朱平芳等[4]从地方分权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田素华和杨烨超[5]基于198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的区位变动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时期和分地区的考察。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大都把工资水平作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重要因素进行考察，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存在较大差异。 　　对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发展历程的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非均衡性特征。在加入WTO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开放的时期，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在行业和区域分布上都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的阶段。与此同时，伴随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6]，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廉价劳动力优势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消逝。然而，相关数据表明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依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且行业和区域分布也日趋合理。 　　显然，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存在着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对于不同行业和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进行投资布局的决定因素也必然有所不同。正确理解这种演变规律，对于各地区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关于新时期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影响的研究，对应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转变的挑战，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本文基于2002—2011年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深入分析我国加入WTO以后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影响特征。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为各地区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二、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 　　目前关于地区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部分。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影响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大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劳动力供求和技术及工资溢出效应有效促进了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关于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传统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认为东道国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优势。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认为，成本最小化是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在各成本因素中，劳动力（工资）被认为是首要的考量因素之一。通常认为为了节约成本，外商直接投资会偏向于选择工资成本更低的地区。但实证研究却得出了并不一致的结论，如Wang和Swain[7]以及Cheng和Kwan[8]的研究得出工资成本与各国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而Chan和Mason[9]的研究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同时，也有学者研究表明，工资成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动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关于中国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区位变动资影响的研究也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Na和Lightfoot[10]、Kang 和Lee以及田素华和杨烨超[5]的研究发现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负相关。黄肖琦和柴敏[11]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陈平和欧燕[12]研究发现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随时间、地区和行业特征的差异会有所不同。赵祥[13]运用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水平高的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朱平芳等以及冯伟等[14] 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现有研究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产生这样显著不同的结论也并不足为奇。一方面，通常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