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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和决策研究 　　〔摘 要〕目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正呈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趋势发展，伴随而来的是更大更复杂的风险。本文提出了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与决策的两阶段评价框架，第一阶段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将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量化从而判断风险的总体水平，第二阶段在传统的折现估价模型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后的净现值估价方法（ANPV），并在考虑实物期权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管理与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关键词〕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层次分析法；调整后的净现值 　　收稿日期：2011-07-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优化配置研究”（11CJY078） 　　作者简介：张 鹏（1986-），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主要从事证券市场和国际投资等方面的研究。E-mail:zhangpeng_5057@163.com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1）05-0085-06 　　随着我国境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投资风险也在凸显。世界银行有关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盈利、持平和亏损的比率各占1/3，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境外投资是低效或无效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原因是在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时没有对面临的投资风险做充分估计和测量研究。可见，为提高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效率，应尽快构建一套完整的风险管理评价系统。 　　一、文献述评 　　现有境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很少涉及对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因素的理论探讨。从斯蒂芬?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到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巴克雷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小岛清的境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对境外直接投资的诱因和机理做了精辟的论述，约翰?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更是被认为具有较强实用性的境外直接投资的通论。但这些主流理论都是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偏重于发达国家境外直接投资产生原因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异军突起。从阿?勃利兹诺伊利提出的资本相对过度积累理论开始，以刘易斯?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坎特威尔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为代表的对外投资理论开始对发展中国家的境外直接投资做出理论分析［1］。这些理论重点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境外直接投资的诱因和影响。 　　许多文献对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Faeth［2］通过系统比较有关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影响因素的9个理论模型，并结合实证分析证明了并没有一个完全有效的模型能够用于对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影响因素的阐释，在实际工作中应予以综合考虑。Agarwal和Feils［3］对比分析了出口贸易公司和境外直接投资者是如何考虑政治风险的相对重要性的，并构建了一个综合了二者的政治风险分析框架。Bitzenis和Marangos［4］认为，虽然FDI和政治风险负相关，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低廉的要素成本仍是驱使跨国公司去政治风险较大的国家进行FDI的关键诱因。为应对不断增大的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往往采用较多的内部化交易，但实证结果显示该策略并不完全有效。Jensen和Young［5］利用保险机构对跨国投资政治风险的保费数据直接实证分析了民主程度和保费金额的相关性，该研究发现，国家的民主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通过约束投资契约的顺利执行来控制和减弱其境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而探讨了民主程度和跨国投资政治风险的联结机制。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刘红霞 ［6］认为，实施“走出去”战略既是企业的微观投资行为，也是政府的宏观管理问题，境外投资比国内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要防范境外投资风险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彭红斌和王玲 ［7］通过回顾近年来我国境外投资企业所遭遇的政治动乱风险事件，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应对政治风险的措施。杨峰 ［8］认为，为系统应对我国境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立法机构，完善监管方式并在国际投资时努力谋求国际间的合作。翁冉冉 ［9］从东道国因素、母国因素、区域因素和全球因素四个方面对FDI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发现，母国因素属于FDI政治风险形成的内因，而东道国因素、区域因素和全球因素则属于FDI政治风险形成的外因。在这些风险发生竞合时外因中的东道国因素影响最大。此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司的相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境外投资主体规模较小，政府管理和政策体系不健全，境外产业投资、外汇储备投资和金融资本输出之间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影响，导致目前我国境外投资效率偏低。面临的主要风险表现为企业经营管理风险、投资环境风险和经济周期风险。 　　综上所述，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的研究有如下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