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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报复威胁与美国对华反倾销关系实证研究 　　摘要：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遭遇反倾销的态势愈发严峻，文章探讨报复威胁对反倾销的抑制作用，采用1980～2008年美国对华反倾销及相关数据，运用泊松回归模型，验证了两种报复威胁渠道的效应，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界的报复性反倾销威胁降低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发起频度；而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报复威胁没有阻止美国政府在对华反倾销案中作出肯定性裁决。 　　关键词：反倾销；报复威胁；争端解决机制；泊松回归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10－0053－09 　　 　　一、引言 　　 　　众所周知，我国是全球反倾销的最大目标国。自1979年遭遇欧共体首例反倾销调查以来，中国一直深受反倾销问题困扰。据WTO统计，1995～2008年连续14年我国共遭到反倾销调查发起数为677，占同期全球反倾销调查总数3427的1／5，年均发起数高达48.4；遭到反倾销措施数为479，占同期反倾销措施总数2190的21.9％，年均措施数为34.2。而我国商品出口占世界商品出口的比重直到2007年才达到8.9％。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对华“两反两保”等贸易救济行为更是呈现出叠加和扩散态势。到底有没有从根本上抑制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有效机制呢?Blonigen and Bown(2003)考察了报复威胁可能制约反倾销的两种渠道：第一，报复性反倾销行动的威胁可能使国内产业更不愿意在反倾销申诉中指控某些特定的进口来源国；第二，GATT／WTO贸易争端的可能性可能使政府机构更不倾向于作出肯定性反倾销裁决。他们发现美国1980～1998年间的反倾销活动显著受到以上两种报复威胁的影响。那么美国在过去近30年(1980～2008)对华反倾销中是否也受到这两种报复威胁渠道的抑制呢?对该问题的考察显然为我国应对反倾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从报复威胁视角考察对华反倾销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 　　 　　二、文献综述 　　 　　Blonigen(2000)首次考察了报复威胁对反倾销申诉的影响。用美国1980～1992年4位SIC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和负二项式模型所作的检验表明，报复威胁的影响随进口来源地不同而不同：报复威胁显著降低了美国产业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进口产品进行反倾销申诉的可能性，但对来自加拿大和欧盟的进口产品却没有这些效应。Blonigen and Bown(2003)后来将报复威胁渠道进行了扩展，考察了报复威胁可能抑制反倾销的两种渠道。通过采用一个nested Logit模型并用完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技术进行估计，发现：美国国内产业若对一个有反倾销法的国家有更高的出口份额时，其针对该国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可能性下降；而一国运用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报复的能力越弱，美国政府机构对其越倾向于做出肯定性裁决。Prusa and Skeath(2002)认为反倾销作为战略性武器，可以惩罚滥用反倾销的国家或警告其他国家不要轻易使用反倾销，起到威慑的作用。他们在考察1980～1998期间世界范同围的反倾销行动时发现“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反倾销活动的确存在。Vandenbussche and Zanardi(2008)观察到198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入反倾销法并对外实施反倾销，他们在分析背后的原因时发现：报复性动机在解释各项启动反倾销立法以及诱发其首次对外反倾销行动方而起关键作用。 　　从国内研究来看，阮峥(2005)从理论上讨论了一国反倾销对抑制外来反倾销的作用。其构建的博弈模型表明：在“报复性反倾销”的威慑作用下，两国产业之间可能达成互不发起反倾销诉讼的合作性均衡。代中强，梁俊伟(2008)研究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和贸易报复威胁对美国对华反倾销发起频度的影响，利用1980～2005年的相关数据和泊松回归模型进行经验研究得出：美国对中国贸易依赖指数提高显著降低了美对华反倾销频度；中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对美国对华反倾销频度的影响不显著；美国对华FDI增加和中国入世反而提高了美国对华反倾销频度；中国市场化改革虽然降低了美国对华反倾销频度，但不显著。但该文中自变量的选取，尤其是度量报复威胁能力的指标构建存在很大的问题(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的具体分析)。高国伟(2009)研究了报复性反倾销的有效性问题，利用美国2002年至2006年的114个反倾销案例，使用Nested－Logit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报复能力强的同家能够有效地抑制美国的反倾销调查。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验证“中国报复威胁能力是否有效抑制了美国对华反倾销行为?”具体要验证两种报复威胁渠道是否有效：一是中国周内产业对美国进行报复性反倾销行动的威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