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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运动员文化教育权现状和保障研究 　　基金项目：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科研基金项目（2011QJJW05）。 　　作者简介：柯冬英(1974-),女，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法学分院副教授。 　　【摘要】教育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但我国运动员文化课教育的基本权利是缺乏足够保障的。主要原因在于：思想观念的错位、立法的不健全、法律执行主体的虚位及监督救济体制的缺乏。要加强运动员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应从法律制度层面着手，完善法律体系，形成立法、执法、监督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运动员； 教育权； 体育法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1)11-0001-02 　　 　　 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一直是我国竞技体育的一项核心内容。“举国体制”模式为我国体育事业带来了辉煌的成果。但是与竞技体育欣欣向荣相左的是,我国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素质却不尽人意，很多仅仅停留在小学水平。“全国举重运冠军邹春兰给人搓澡”“体操运动员张尚武街头卖艺”事件，表面看似我国退役运动员缺乏社会保障，实则我国传统训练体系“重训轻学，学训分离”产生的严重恶果。运动员文化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和权利保护，更是关乎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大事。近年来，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严峻现实，相继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试图解决，如提倡“学训结合”，试图使每一个运动员都接受良好文化教育的机会。但近年的现实证明，学训理论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境。如何高效的解决好运动员的教育权和运动训练之间的矛盾，从源头解决运动员文化素质低的局面，已经刻不容缓。 　　1 基本概念解读 　　公民的教育权是指公民所享有的并由国家保障实现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其中包括平等接受教育权、接受教育过程的完整权和接受全面教育权等各项权利。教育是人类获得知识的最重要途径；教育权的实现是关系到人的基本权利能否实现的关键。正因为认识到教育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其规定为一项宪法权利。《世界人权宣言》将其宣誓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 　　运动训练具有狭义教育含义，是指使人掌握特殊技能的人的培养过程。 它是通过对人体竞技能力的调整、发展来达到培养具有高水平竞技能力的运动员的过程。 　　从理论上来说，文化教育与运动训练在人的培养方面是有共通性的。对青少年运动员来说，智力发展时期和运动能力发展时期是相吻合的。在适宜的时期进行适宜的运动训练和文化知识学习，是完全符合人类的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要求的。不过，文化教育是以人的整体素质为主的，以知识学习和科学素养训练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培养过程。而运动训练是以人的竞技能力培养为主的，以竞技运动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为基础的从事专项运动训练培养过程。两者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等方面还是各有侧重，如果处理得当，两者可融性的优势就凸显；处理失当，两者异化的矛盾就会激化。 　　2 现状分析 　　寻求教育和竞技的最佳结合一直是世界各国不懈努力的方向，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至高追求。但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运动员文化教育与体育训练的结合状况是不容乐观的。“运动成绩的巨人，文化知识的侏儒”在我国是个普遍现象。根据2005年年底待安置人员的知识结构分析，我国待安置优秀运动员中获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比例不到10%。而获得研究生学历的待安置运动员仅2人，不到0.1%，绝大多数是初高中文化程度。即使有学历的，有部分也是政策性照顾，并没有真正掌握相应的文化知识和具备相应的能力素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有文凭，没文化”。 探究我国运动员整体文化素质低下的问题，折射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2.1 思想观念错位:竞技体育对运动员教育权利的损害根植于几十年我国独特的政治环境和计划竞技体制下的体育管理和运行模式。此种体制下，体育被赋予了过多的不适当的政治色彩，体育的泛政治化功能导致某些管理层的一个表现就是――金牌高于一切价值追求。 以胜败论英雄，以成绩论效益。在这种政策导向下，无论是业余体校还是运动学校，都把竞技比赛成绩作为运动员培养的唯一的、最终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运动员的文化教育、综合素质发展就逐渐被漠视了。 　　2.2 法律体系不完备:法律体系不完备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立法单一。从现行立法来看，关于运动员权益的专门立法仅有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该法仅用一个条文对优秀运动员的教育权作了象征性的规定，没有配套的法律或相关的司法解释。而其它法律，如《义务教育法》、《青少年保护法》以及《高等教育法》虽然对公民的教育权以及其它相关权利的保护作了规定，但很多普适性的规则对运动员这一特殊的社会主体缺乏全面的有效的适用性和可执行性。二是立法层次低。除体育法外，对运动员教育权的保护主要的散见于部门规章、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