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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和区域史研究 　　前言 　　近一二十年来在台湾口述访谈的风气大开，可谓众声喧哗，成果丰硕，由庶民角度出发的历史成为最能吸引众人目光的叙事。口述访谈是透过深度访谈以发掘个人记忆而形成的历史，因此西方学者开始探索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讨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哈布瓦斯则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拥有不同社会权力的群体选择自己所需的记忆来进行再建构的动作，往往社会权力高的群体，其集体记忆就会变成社会的遗产，从而相对权力弱势的集体记忆就会消失。若有国家介入，经宣传或教育置人个人记忆，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则会有一言堂的效果。因此时下兴盛的口述访谈的数据，非得究明其背后形成的因素谨慎使用不可。不过太过分去检视记忆的真确性，也可能被误导，无论如何真人的档案不会比历史档案来得差。刚开始口述历史只使用录音机，保存语音、制作文本或有机会出版；但近几年来两岸开始重视影像的保存，一面访谈一面录像、写脚本拍摄影像，甚至在访谈后就访谈内容形成几个主要问题再请教受访者时才录像，放人“国家文化记忆库”中，可随时上网阅看。可以说过往纯粹的口述访谈工作已经转型。 　　区域史的研究若非进行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无法克尽全功：相对于国家的历史，区域史有大、小区域之别；有以地方行政区划、有以自然地理区划，都是国史组成的重要部分。如果以行政区划来研究小区域史，因其比起国史、大区域史面积来得小，看似较容易修纂，实则不然。由于区域史较难有充分且时序连贯的史料可用，因此利用参与观察、田野调查、口述访谈成为研究区域史必须采取的史料搜集方式。 　　本文拟由口述历史的兴起与演变谈起，次及区域史研究时数据的欠缺。续论口述历史运用的情境与方法，如何有益于区域史的研究。最后以研究台中雾峰林家的历史为例，看口述历史如何取得关键性的数据来补充相关数据的不足。 　　口述历史的兴起与演变 　　众声喧哗下的口述历史 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已有所谓口述历史，大半以座谈会的形式展开，如果追溯台湾口述史的源流，首推1946年10月20日由台湾文化协进会所举办之音乐座谈会为最早，在该会上由有“台湾音乐之父”之称的张福兴对日据时期的台湾音乐情形和其个人的音乐生命史做一简单的回顾。1959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真正展开口述历史的工作，该所早期以访谈外省的军人、政治家为主。台北市文献会、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和台大历史系则以访问本省的耆老或办理座谈会为主。1984年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成立口述历史组，设专任助理，由有兴趣的研究人员自由加入，和这之后（1991年）“国史馆”设立有专职人员的口述历史组大不相同。但在这两个机构大力推动下，口述访谈的人物更多，层面更广。何以此阶段的口述历史能发展如此快？主要的原因是1987年解严，人们才敢于开口叙述自己的过去。其次，是历史学科虽未将完成口述历史当业绩，但至少视口述访谈为搜集数据的方式，并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口述访谈的边界。第三，由于解严，因此发生在过去的政治案件受难者，要求平反、补偿的声音很高，为了平衡史料，也为了取得个人受难的经过，因而访谈受难者本人或其家属，成为十分迫切的事，因此完成的访谈成果丰硕。第四，留下自己历史的迫切感，使愿意接受访谈者增加。凡是走过两个时代的不论本省人或外省人都已垂垂老矣，由于自行写作有困难，因此愿意接受访问。第五，高校开始开设口述史的相关课程，训练学生掌握必要的口述?L谈技巧与内涵之后，才能进行口述访谈。在台湾约有10多个学校开口述历史的课，在花莲的东华大学历史学系自2003年开课迄今，目前已可用口述历史的成果当成硕士论文。除了学校外，口述历史相关的研习营经常举办，多少也帮助了无法进入学院学习者。 　　由文本到影像 口述历史在计算机尚未出现的时代，最重要的训练是如何速记、录音及整理成文本。在台湾基本上是采取重整式的整理法（将文字稿整出后，删除重复的部分，依时序、主题予以分类、定标题），这和日本大半以一问一答的方式不同。当然也有例外，如前所提及台大历史系完成的《近现代台湾口述历史》。除了重整型、一问一答型外也有混合型，即用重整型后，为了凸显访谈者的问题意识，用受访者直接的回答以取得临场对话的真实性时所采取的方式。 　　近十年来信息科技大兴，口述史必须声影俱全。因此增加口述访谈的经费以及完成文本或影像纪录的时间势在必行。目前的做法就看有多少人力，如果只有一个人，他必须自行架设录像、录音设备，一面访谈，一面注意录音与录像，虽然节省人力、费用，但访谈者疲累不堪，影像也呆板无趣。若要达成较好的效果，做一次口述访谈至少要3人一组，一为摄影师（目前已流行双机拍摄，主机记录受访者的正式谈话，副机则视情形作适度取样，可同时纪录下现场录像之情形，对日后的研究提供更多可用的信息）、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