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和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docVIP

印刷和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内容提要 不同于以往对中国印刷技术、版本流传、书籍目录等单纯印刷史书史视角的研究,2009年7月30日至31日在中国杭州举行的“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入到了书史与经济史的交叉领域,围绕版刻与印数、从业群体、销售市场、成本价格这一主题,从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视角由宏观到微观集中专门探讨了中国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印刷业发展,不仅发掘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更是将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深入到微观经济的层面。 　　关键词 印刷 市场 印刷成本 书籍价格 销售市场 　　 　　印刷技术、版本流传、书籍目录等一直是中国印刷史书史研究中的热点,并且硕果累累,近年来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讨古代印刷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甚至已涉及到商业出版的版权问题。2009年7月30日至31日,在中国浙江杭州举办的“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nting and the Book Market)则进一步深入到书史与经济史的交叉领域―― 印刷市场的研究。“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到会学者共18人,共提交论文19篇,其中国内学者10篇,国外学者9篇;中文论文12篇,英文论文7篇。会议围绕“版刻与印数、销售市场、成本价格、从业群体”这一主题从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视角由宏观到微观对中国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印刷业发展进行了专门探讨,不仅发掘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史料,更是将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深入到微观经济的层面。 　　 　　一、版刻与印数 　　 　　版刻是印刷书籍的重要环节,而版刻的种类又有不同。姚伯岳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图书馆)认为覆刻本是将古籍原书拆成散叶、作为版样直接粘贴到木版上,按照其版式、字体原样雕刻刷印而成,反映原本最为逼真,多用于原本并非珍罕难得但又需大量复本的情况,毁一书而得千万书。姚伯岳研究馆员特别指出,尽管覆刻本鉴定较为困难,给后世的版本研究者带来了不少困惑,但无论从覆刻的内容还是覆刻的逼真程度考量,覆刻本自身价值皆不应贬低。此外,覆刻本也极大提高了书籍复本的产量,解决了书籍异地流通的问题,因此从出版发行的角度看,覆刻本亦有其积极作用。 　　贾晋珠(Lucille Chia)副教授(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专门讨论了佛教出版物与经坊的问题,指出佛教刊物数量庞大,且不同于一般出版物,往往附带包含了出版者资料、出版数量以及关于原始木版的情况,且常涉及寺庙、政府、出版商等不同性质的出版者,而作为佛教刊物主要印刻机构的经坊或刻经铺则主要由出版商运作。何朝晖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对于寺庙与经坊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关系颇感兴趣,贾晋珠副教授认为,与通常的理解不同,出版商并非因为与寺庙存在特殊关系才获得经坊的地位,两者仅仅是商业上的联系。 　　宋代以降,商业出版对文稿的需求也使得征文征稿现象渐多起来。袁逸研究馆员(浙江图书馆)指出出版商以销售营利为目的,征集试卷、诗文信札、公文案牍、法书画稿及见闻传说等一切适合编集出版、且有卖点的文稿,多征当代名流之作,运作灵活,刊印速度快捷。民间征稿则有为编撰著述,有为家庭喜丧庆贺等各色名目。袁逸研究馆员认为征文征稿的行为模式古今一脉相承,书坊征集文稿的兴盛是出版业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印刷业的发达普及是征文征稿被民间普遍运用的基础条件,广泛的社会人脉是征集文稿者的通行证。总之,征文征稿现象为社会文献的发掘与存续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从版本学的角度考量,书籍的刊刻年代自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杜泽逊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推断《木鱼歌叙录》里280种木鱼书的刊刻年代,其早者如广州“璧经堂”、“丹柱堂”所刻有在道光廿八年、廿九年者,其晚者如佛山“芹香阁”、广州“德文堂”、东莞“萃英楼”、东莞“翰文堂”所刻则多在清后期甚至清末。杜泽逊教授将同一书铺刻印的木鱼书集合起来,根据其中一两种有明确年代的,推测其余没有明确年代的刻印本为同期之物,而并未目见这280种木鱼书刊本,其可靠程度显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雕版印刷的印数一直是中国印刷史书史研究中鲜为涉及的问题。何朝晖教授推算,雕版可一次性连续刷印的最大数量,约在数百部之内;雕版之累计最大印数可至万部以上。何朝晖教授亦区分了实际印数与最大印数,认为前者主要由需求和市场决定,后者主要是受技术因素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单次实际印数一般在几百部或千余部上下,视需要可再继续加印,短时间内密集刷印数千上万部的情况较为少见。何朝晖教授还指出,不同于西方近代金属活字印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达到很大产量的生产模式,雕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