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研究理论发展和模式重构.docVIP

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研究理论发展和模式重构 　　【摘要】现行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模式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其理论基础方面的缺陷与应用方面的局限性也引出了学术界的进一步探讨。共生理论的应用为绩效评价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共生理论为基础的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模式重构研究，强调国有企业绩效评价必须同时考虑经济效益、社会责任甚至行政责任，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国有企业价值创造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绩效评价；共生理论；模式重构；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的盈利模式、利益分配模式以及企业责任履行等方面越来越受到关注，甚至质疑，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模式所存在的各种局限性也开始凸现，其中的评价目标问题、框架设计问题、指标选择与权重安排问题以及功效系数法的应用等方面都在实践中暴露出明显不足，现行绩效评价模式已走入困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要求各级国资委强化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同时也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这种背景下，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模式重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综合所有关于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模式的研究文献，除了肯定现有评价模式中包含管理绩效定性指标，以关注企业在发展创新、风险控制以及社会贡献等方面的成效之外，更多的研究结论是对现行指标体系设计的理论依据与逻辑机理持有质疑，按照国务院国资委提出的绩效评价暂行办法总则，对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与经营增长四个维度的综合评判是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监督，反映企业资产运营质量，以促进国有企业提高资本回报水平①，这一观点意味着现行绩效评价是以出资人为主体的评价，其目的在于引导企业通过提高投入产出水平来为出资人创造更多价值，换言之，现行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的理论依据还是基于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几乎被完全忽视，这是现行模式最无法得到认同之处，从而引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的目标是什么？ 　　从国有企业的性质来看，国有企业是一种政府参与或干预经济的工具与手段，不仅需要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与增值，甚至还需要承担着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战略目标的使命，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具有企业属性和社会属性二重性质。[1]企业属性是国有企业区别于政府机构的本质属性，作为企业，国有企业同样需遵循市场竞争规则，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创造利润，提高投资回报率，以谋求生存与发展，这种企业属性在竞争性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属性则是指国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必须服从社会责任目标和特定政治目标的需要，前者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行为，即国有企业需要履行通常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后者是指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在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参与政府宏观调控等方面所承担的特殊政治任务。国有企业社会属性的存在意味着对应的评价制度设计标准并不单纯受投资者收益的限制，而是必须包含广义的企业责任。 　　因此，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目标的确定必须以其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界定为前提，并且社会目标的实现应该成为经济目标实现的约束条件，因此，不论企业是否属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的目标应该是促进企业首先履行法律、政策与商业伦理规范之内的社会责任，并在这个约束前提下激励国有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二、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理论发展：共生理论的应用 　　股东利益最大化观点虽然在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企业理论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对该观点的否定与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观视股东利益为企业追求的唯一目标，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忽略了社会责任。在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股东利益最大化观尚有立足之地，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与资源过度耗费等企业“外部不经济”行为开始凸现，同时由于市场失灵或管制缺位，缺乏自律的企业会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侵犯其他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冲突加剧，不仅破坏了公平与正义这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企业自身也无法实现真正的股东利益最大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缺陷已完全显现。在这种趋势下，利益相关者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 　　一致认为，是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Institute）于1963年首次提出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重要概念，随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卡罗尔（A.B .Carroll）、费里曼（Freeman R.E）、琼斯（Jones .T.M）等诸多学者的重要影响下得以发展，[2][3][4] ，并逐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虽然利益相关者理论至今仍然处于各种争论之中，但其中能得到一致认可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是其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的联接，利益相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