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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调官和明代地方教育管理体系 　　[摘 要]以往关于明代地方教育管理的研究中，大多认为明正统年间设立“提学”以后，参与明代地方教育管理的主要是“提学”和各儒学教官，由地方守令充任的“提调官”则负责校舍修建等后勤事务。考察新发现的《八闽学政》和其他相关文献可以看到：“提学”的局限性决定了“提调官”不仅限于负责后勤事务，而是负有更多、更重要的职责；“提学”与“提调官”分工合作，共同构成明代地方教育管理体系的领导层，他们之间的分工合作，是地方学政兴废的关键。 　　[关键词]《八闽学政》，“提调官”，“提学”，明代地方教育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17-04 　　 　　明代地方教育管理体系以正统元年(1436)设立省级“提学”官为界，此前地方教育管理由地方守令，即府州县行政长官负责，明代教育文献中常出现的“提调官”就是指府州县行政官员。学界对于“提学”设立之前，“提调官”作为明代地方教育管理体系的领导层已无疑议。“提学”设立后，大多数学者认为明代地方教育管理体系由省级的“提学”和地方各级儒学教官构成。代表观点有：张建仁《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明代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是“提学官”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其管理体制是直线式的，领导层是“提学官”，执行层是教官；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认为明代建立由“提学官”总管，由教授、学正、教谕和训导等具体管理府州县学的地方教育管理体制。周德昌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与熊贤君《中国教育行政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甚至认为明代设立“提学”，剥夺了地方官府对教育的管理权。 　　少数研究者简单提及了“提调官”。例如：吴宣德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提到，“提调官”是指府州县等行政部门的官员，这些地方行政官员作为本地儒学的提调官，负有监督、检查儒学教育情况的责任；刘海峰、庄明水在《福建教育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提到，以往地方教育行政多由巡按御史和府州县官兼管，到明代开始有专职的官员“提学”负责；但他们只是在论及“提学”的作用时附带提及，并没有做进一步研究。尹选波在《明代督学制度述论》中注意到了“提学”与府州县及布、按二司的职责有密切的联系，权限区分很微妙，也没有继续深入。 　　实际上，考察新发现的《八闽学政》和其他相关文献可见：明代设立专管学政的省级“提学”官，并没有剥夺地方官府对教育的管理权；“提学”的局限性决定了由地方行政官员充任的“提调官”除负责修理校舍等后勤事务外，仍在教育行政、日常教学、科考等方面负有重要职责；“提学”与“提调官”分工合作，共同构成了明代地方教育管理体系的领导层。 　　 　　“提学”的设立与局限性 　　 　　明初到正统元年(1436)未设“提学”，地方守令官充任的“提调官”负责管理明代地方教育。正统元年(1436)，明代地方教育管理体系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即设立专管一省或数省学政的省级“提学”官。景泰元年(1450)，明朝罢“提学”，地方教育管理体系大致恢复到正统元年(1436)之前的状态。天顺六年(1462)复设“提学”，直到明末。 　　明朝设立“提学”的主要目的是“专宪臣以督学之任”，即设专职来加强对地方教育的管理。“提学”一届任期三年，朝廷要求他们遍历所辖学校，“敦伦纪、正文体、务实学、抑奔兢”，设“岁考”考察生员学业，分别生员第等，奖优黜伪；主持选贡、科举考试；考核升黜儒学教官等等。“提学”的设立，对于加强明代地方教育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提学”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明朝朝野对于是否设立“提学”始终存在争论。正统十年(1446)“提学”设立不久，广东左参议杨信民就奏称：“自设提调学校官以来，监临上司嫌于侵职，巡历所至，置之不问。如广东诸处，阻山隔海，提学者不过岁一至耳。虽曰专职，徒为文具。乞罢之使。”从明朝各省的实际情况来看，杨信民提到的是普遍现象，“提学”虽曰专职，但辖区很广，常常不能按规定的时间巡遍，偏僻之处就更难巡至。“提学”不能常在，各儒学教官位卑权轻，则地方教育管理必须要有掌握地方实权的“提调官”参与，“提学”必须与各府州县“提调官”展开合作。即如《八闽学政?重师帅》一节所云：“本道之于诸生暂而疏，守令之于诸生亲而久，古称父母师帅……夫师则有造就之义焉，帅则有督率之义焉。” 　　此外，“提学”设立之初，选官较为严格，明中后期滥授“提学”的现象则较为突出，“提学”素质低下，多有不称职者。因为设立了“提学”，原本主管地方教育的“提调官”和负有兼督学校之责的巡按御史等官“嫌于侵职”“置之不问”，由是造成学校废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