揖美追欧旧邦新造民初宪政和欧美模式.docVIP

揖美追欧旧邦新造民初宪政和欧美模式 　　“揖美追欧旧邦新造”是1912年中华民国国歌的一句歌词，也是建国者们对自己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的概括，尤其指出了民国奠基对欧美先例的参照。但如果进一步追问：中华民国的奠基与民初的宪政经历究竟按照哪一国模式展开，答案似乎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今人受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往往以“英美 vs.法德”之分来探讨中国20世纪道路。但在清末民初，恐怕最大的对立出现在“法美”与“英德”之间，前二者是共和制，后二者则是君主立宪制。同盟会－国民党政治精英标举前二者而贬低后二者。但在革命的过程中，立宪派人士一再以英德的君主立宪模式来对抗革命派的共和主义模式。即便是在民国建立之后的立宪争论中，立宪派人士也往往以英德模式为参考来提出自己的共和宪法模式。这场“模式大战”最终产生出来的结果恐怕是出乎当时所有人意料的：英美法德，中国一个都没有学成。 　　本文要探讨的是1911~1917年期间中国政治精英对于英、美、法、德四个欧美模式的模仿，并试图解释这种模仿为何最终遭到失败。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政治始终处于四大结构性制约之下：第一，清朝留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王朝的认同，但缺乏类似“大清人”这样的统一民族认同，国家结构相当脆弱；第二，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汉族官僚集团崛起，清王朝的军事权力日趋地方化，中央权威衰败严重。第三，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列强虽因均势而无法灭亡中国，但从未放弃过蚕食中国权益乃至煽动中国边疆分离的意图。第四，清末留学运动与废科举、兴新学、练新军已经造成政治精英的分化。一旦王朝政治结构崩溃，旧官僚、士绅、军人、留学生、会党均跃上政治舞台，相互之间达成共识的交易成本相当高昂。这四大结构性制约，导致对特定欧美国家模式的模仿，只能是浅尝辄止，不可能推行到底。 　　 　　四大模式及其中国投影 　　 　　我们首先来概括一下法美英德四种不同的模式在清末民初中国政论家心目中的构成要素。在此，我采取的是“理想类型”的方法，力求概括出政论家的一般印象，但并不要求每个政论家都赞同所有这些特征。这一概括基于以下政论家：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章太炎、杨度、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章士钊、张东荪、杜亚泉等。 　　心仪法国与美国模式的是当时的革命派，尤其是同盟会－国民党人士。法美之所以能并举，是因为二者都进行了反对君主统治的共和革命。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国大革命是“旧邦新造”，并没有创立全新的国家；美国则不然，是十三个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的统治，继而联合成为一个新的国家。革命者们从美国模式中汲取了更多的灵感。在他们看来，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是类似的：从满清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然后联省成国。 　　法美两大模式的另一大差异是在政体上。美国是总统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行政首脑，行政与立法两权不能通过解散权和不信任案将对方赶下台；但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下，总统只是个虚位的国家元首，实质的行政权掌握在议会多数党产生的总理手中，体制内也存在解散权与不信任案的对等设置。选择美国模式还是法国模式，在1912年的同盟会内部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南京临时政府本身是总统制的。孙文推崇美国，在南京临时参议院筹备起草《临时约法》时，仍然主张总统制，“议会迷”宋教仁则力主议会制。但随着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已成定局，南方的立宪指导思想变成了以宪法来制约袁世凯权力，因而倾向于法式的议会制。但1912年制定的《临时约法》还不能说是一个典型的议会制政体，而是兼具总统制与议会制特征。在1913年起草正式宪法的过程中，主导国会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国民党以“国会政府主义”为指导思想，标举法国模式，甚至将之推进到“议会中心主义”的地步。北洋集团虽主张总统制，但慑于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强势，将策略变更为在议会制的框架下讨价还价，主要是争取总统自主任命国务员和停散议会两项权力。而这些要求，遭到了国民党的断然拒绝。像康梁这样的立宪派人士也被卷入民国的立宪争议。英德两种模式基本上是当时的立宪派的兴趣所在，并在他们与革命派的辩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康有为为例：他对英德模式同样感兴趣，认为英国模式是君主立宪的母版，具有原理意义；德国模式突出行政效率，是君主立宪制中的赶超模式。在作于1913年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康有为暗中参考德国模式，设计出一个强总统、弱议会的宪政体制。梁启超起草的进步党宪法草案受到康有为影响，其主要立场与康拟宪法草案保持高度一致。但由于立宪派在1913年的立宪过程中不具备掌控力，其主张无法产生实质影响。 　　在1913年立宪失败之后的数年内，民国出现两次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插曲：1915~1916年的袁世凯复辟，以及1917年张勋主持下的溥仪复辟。在这两次复辟中，英德两国的政体模式得到不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