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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之考察和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IO―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2―0093―05 　　新中国成立后至1980年代末的陀氏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陀氏几乎从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不过，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展十位“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陀氏名列其中，为配合这一活动，我国掀起了关注陀氏的小高潮，各报刊发表了将近20篇文章，出版了1本书，但基本上属于概括性的、盖棺定论的纪念文字，观点都比较左。总的认识是：陀氏的世界观、尤其是宗教思想是反动的。而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穷人的同情是值得肯定的。出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之腐朽的目的，1962年我国极为难得地出版了陀氏的旅欧游记《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之后陀氏的名字就销声匿迹了，直到70年代末重新出现。 　　陀氏重新受到关注与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有一定关系，其研究对接的也正是该时期的认识，但与50年代的那个小高潮类似，更要求政治正确和“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整个80年代陀氏研究文章近80篇，专著3部，但不管是主题、创作方法、心理描写分析还是比较研究，多数论著或在开篇或在结尾都要冠上陀氏“艺术上伟大、思想上消极或反动并因而作品存在软弱之处和局限性”的类似表述。产生这种评价的主要原因是陀氏的宗教思想以及他为主人公安排的皈依上帝的出路，这一切在多数中国论者眼里是“异己的东西、敌对的东西”，因此陀氏“宣传了实质上是颂扬反动派的人才会颂扬的谦卑精神”，这种感受与鲁迅类似，更是直接受到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认为陀氏恶毒攻击革命者，反对、敌视暴力革命，全盘否定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历史功勋，脱离现实、政治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对生活的阴暗面缺乏正确的分析，陀氏并不理解真正的俄国人民。比较研究出于相似的逻辑，结论大同小异。以与鲁迅比较为例，多数论者虽然认为鲁迅在多方面受到陀氏影响，但因为二者主人公的出路不同、反映生活的真实程度不同、与时代要求的契合度不同等，鲁迅的创作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陀氏更圆熟、深刻、耐人寻味。把陀氏创作与其人生经历、癫痫病等直接联系起来也比较普遍，比如，认为陀氏热衷表现苦难与其本人遭遇有关，苦难的经历使他“不得不企求宗教为自己找寻解脱”，这是“影响作品达到更高思想成就的严重缺憾”；陀氏“痛苦洗尽一切”的想法“无比痴愚、有害”，源于基督的自我牺牲精神“更有害”，因此其主人公的悲惨结局是“自作自受”。更有甚者，认为陀氏从早期的“革命者”转为后期的“君主主义者”是源于“自保”的“权宜之计”的观点也时时见于文字，在这样的评价中陀氏无异于一个势利小人。 　　对陀氏的批判多源于对其选择的个人、民族乃至国家发展道路的质疑，源于他从“革命者”变成“反革命”。而实际上选择怎样的道路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陀氏选择的是回归“人民”根基的路，回归村社传统的路。苏联学者波波夫对陀氏“人民性”的分析是透彻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中存在现实的阶级性，同时理想上存在村社自古以来的某种无阶级性，二者在其艺术世界中经常交织在一起，相互沟通。……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并未脱开阶级的俄罗斯、前阶级的俄罗斯和超阶级的俄罗斯的矛盾，但他找到了‘人中之人’并使其形象复归的解决办法。”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几乎没人听得到。 　　夏仲翼是最早运用巴赫金复调理论评价陀氏的论者之一。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指出，社会历史批评只是观察文学的方法之一而非惟一，解读以探索人性深度为己任并且剖析人性不只依据人的社会性、认为人性的善恶与穷富无关的陀氏创作，不能置作家对人性的深刻研究于不顾，一味从社会政治角度评价其作品的价值。这样清醒的认识以“散论”的形式出现透露了作者在当时背景下的小心翼翼。 　　关注陀氏创作与现代主义文学关系的文章比较集中，一种观点呼应西方认识，认为陀氏表现的人的道德危机、焦虑、孤独等情绪和病态人格心理的描写与现代派文学存在契合，因此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鼻祖；另一种观点指出其创作与现代派作家本质上不同，捍卫其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地位。相比之下，樊锦鑫的视野更为开阔，在梳理欧洲小说艺术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指出：在陀氏那里欧洲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希腊思想和希伯来思想的对立空前尖锐和露骨，其小说具有综合抒情与戏剧原则的特性，该特性的形成与世界艺术现代大综合的情势有关。刘文孝运用巴赫金理论的分析也比较深入：因为描绘灵魂而具有象征性使陀氏创作对传统现实主义有所超越。这类研究值得肯定的是其超越了多数文章的描述性、概括性评价，更重视学理分析。 　　运用巴赫金复调理论分析陀氏创作的“客观性”、主人公“主体独立性”的文章不少，与巴赫金也有争论、有质疑，其中论述比较充分的是刘虎的文章。该研究者认为，注意形式、一定程度上脱离内容使“复调小说”的提法有片面性，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