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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城市农民工参和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全方位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逐渐成为城市社区建设新的主体和生力军。作为城市社会一个新型阶层,农民工为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农民工进城后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转型时期城市农民工的社区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为城市农民工创造平等的社区参与权利、构建合理的社区参与机制、培育积极的社区参与意识是促进社区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社会转型 农民工参与 社区治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到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重新选择与更替。以资源重新聚积为特征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群体间社会权利的高度失衡所导致的利益表达能力的巨大差异,造成了我国贫富悬殊和利益失衡问题不断严重化,由此形成了一个结构断裂的社会[1]。农民工这个概念是我国特有的,是指那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打工或就业的具有农村户口的人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透露,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在6亿城镇人口中,有27%是在城市工作但户籍仍在农村的农村人口。这意味着,每4名在一、二、三线城市居住的居民中,就有一位是农村人口。这种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不可避免,农民工作为新兴的社区参与主体,其参与程度将是衡量社区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要改变农民工的城市“边缘人”地位,以促进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城市农民工的社区参与。 　　一、 城市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现状 　　1. 城市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的无序化 　　城市农民工在进行社区参与过程中,在没有正式制度的保障和约束下,往往表现出无序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参与的不合理性。一部分有参与意识的农民工在没有正常渠道的引导下,难以融入正常的社区生活,为了维护自己社区参与权利,会采取比较极端的行为,带来各种治安问题,加大社区管理的难度。社区参与的无序化非常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会导致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形成。 　　2.城市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的片面化 　　城市农民工作为社区里的一员,只有全面参与社区各种事务,才能够培养他们的社区意识和社区归属感,真正融入到社区生活中去。但是实际情况显示,多数社区仅在治安、环境卫生等社会公益性事务方面将农民工纳入参与主体,但在文化性、经济性和选举类的政治性活动方面却忽视农民工的参与举动。参与的义务应该是与参与管理的权利和成果的分享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相应的权利就很难履行对等的义务。[2]不能因为是外来农民工就只让其承担义务,而不让其参加管理、决策和分享资源。 　　3.城市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的被动化 　　作为城市外来人口,特别是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很难和本地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公民待遇,他们是否能参与社区治理活动,往往取决于是否被社区组织邀请。绝大多数农民工根本就对社区选举一无所知,很多按规定有选举权的农民工因为没有收到社区工作站或居委会的通知,从而放弃了作为城市社区一员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二、影响城市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分析 　　1.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是影响农民工社区参与的结构性因素 　　长期以来,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使得“市民”与“农民”观念固化。在城市社会中农民工向来是作为外来人员被管制的,在城市居民的眼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不文明、没文化、没修养甚至是违法犯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城市社区居民很难接受与农民工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这种城乡分治的格局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得到强化,城乡居民被分成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群体使农民工自我认同感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的平等权利。 　　2.政府相关政策制定的缺失是影响农民工社区参与的制度性因素 　　政府制定相关制度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城市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最主要的障碍。在就业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下,大部分农民工基本权益得不到维护,无法分享城市公共资源,更谈不上参与社区治理活动。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城市管理体制使农民工成为无城市归属的群体,社区参与尤其困难。对劳动力流动实行政府计划调控和以治安管理为重点的防范式管理,以及行政化的属地管理体制使农民工被排除在社区的管理体制之外。[3]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制度,将农民工被划分到工资低、工作条件差、稳定性弱的第二市场,使得大部分城市农民工根本就没有社区参与的精力和时间。 　　3.角色认同意识薄弱是影响农民工社区参与的个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