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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主义和建构主义 　　摘要　经验主义与建构主义反映了人类宪政发展历程中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经验主义强调宪政秩序的自我生成性，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宪政秩序是人类理性设计和精心选择的结果。对于中国宪政建设而言，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秩序缺少生成现代民主宪政的土壤，建构主义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验性知识，宪政只有建立在不断的实践基础上，并依赖于厚实的宪政文化和法治传统，才具有可靠性。 　　关键词　经验主义；建构主义；宪政；自生秩序；理性设计 　　中图分类号　D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1-0060-(04) 　　 　　宪政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应如何组织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规范性理想，其基本精髓就在于制定宪法和法律规则以作为政府产生和良性运作的根据，并为国家权力划定边界，藉以防止人民之基本权利遭到政府和国家的不法侵害。衡诸人类文明发展史，宪政的理念一直为哲学家、法学家们所关注和倡导。人们在对宪政不断地求索中也在反复地思考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意含着对宪政的起源以及成长问题的理论追问，即宪政是人类理性设计与选择的产物，还是人类政治法律文明不断演化的自然生成。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和思考有益于厘清中国宪政发展历程中所反映出来的结构性的社会基础与宪政特有品质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为解决这一紧张提出某些可能的思路来。 　　 　　一、作为方法论的建构主义与经验主义 　　 　　实现宪政理念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不同取向，导致了自由宪政和集权社会的分野。这是因为宪政的实现首先仰赖于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土壤)，制度的厚实性和个人理智的决断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把他们的法律看作是立足于众人的才智，并且获益于实际经验的帮助和时间的检验。而斯巴达人却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法律，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伟大，“并非因为其每一部特定的法律优越，而是所有这些法律都趋向于由某个个人早已确定的目的”。显然，前者是对自发传统和经验的发展和深化，本质上是自生的秩序，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取向；而后者则是基于既定目标的人为构建，是乌托邦式的实践，表现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态度。这两种相互区隔的意识和价值取向在中世纪后的哲学家那里得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并成为了近代市民革命的精神指向。早期的经验主义理论肇始于英国，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他们尝试着用经验来解释人们对客观性知识的认识，认为真理只能在不断地实践中得到揭示。经验主义可以用洛克的一句话来予以概括和诠释：“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经验中的”。经验主义断言心灵是一块白板，既没有天赋的思辨原则，也没有天赋的实践原则，人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导源于后天的经验。经验论并不否定理性的作用，但更强调经验在知识积累过程中的作用。因此，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主义，因为它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蕴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在政治哲学上，经验主义认为：“制度的源起并不在于构设或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建构主义渊源于近代欧洲大陆的唯理论思想。唯理论由笛卡尔揭开序幕，经斯宾诺莎、莱布尼慈乃至康德、黑格尔，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唯理论相信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并不能在感觉经验中获得，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理性是辨别真伪和建构客观性的唯一尺度，人类的所有知识只有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在建构主义者看来，“人生来就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禀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也就是说，理性不仅是人的自我保存能力走向成熟的象征，而且是一切合理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合理的政治、法律秩序得以确立的最终源泉。 　　经验主义与建构主义在理念上的区别对相应民族法律制度的生成所起的影响显然不应被人们忽视。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的莫过于普通法与大陆法之间的区分。普通法本身就不是人为立法的产物，而是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成果。在普通法的精神中，法律与展现规律性的理论或玄思的理性不同，关于它的知识不能经由抽象的思辨而获得，而只能透过司法判决的经验而获得。大陆法则历来就有崇尚立法和法典编纂的传统，认为国家与法律都是根据人的理性产生的，成文法就是法的全部，而且成文法经过理性和智慧的结合可以成为逻辑严密、完满无缺的规则体系。大陆法非常重视法学家的理论对立法的指引作用，法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从理论上构筑一个能够在逻辑上涵盖一切社会生活的庞大体系并使其成为法律制定的基础。达维德基于大陆法这种“人为理性”特征将其称为“法学家的法”。在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生活世界中，人们的一切生活实际上变成了可以运用理性精确计算的领域，社会因之可以在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