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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启示中国能源法制建设30年 　　摘要：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能源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反映了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需要。市场经济需要能源管理的法制化，而可持续发展赋予了我国能源立法新的内涵。构建中国特色能源法及其法律体系，将为实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法律保障。能源法制建设30年的经验与启示是：独立的负责任的能源管理机构、预则立的方法论以及坚持中国特色的“洋为中用”的制度创新。 　　关键词：能源法；能源法制；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3-0065-03 　　 　　能源法，就其广义而言，是调整能源领域中各种经济和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有特定的研究领域、特定的研究对象，并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理论。我国能源立法的实践，推动并丰富了能源法的基础理论研究，而理论的发展和深化也提升了能源立法的质量和实施的功效。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组成部分和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之一――能源法，在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特点的能源法规及其体系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能源法制建设的30年，也是创建中国特色的能源立法30年。回顾中国能源立法的30年，不仅仅是纪念，重要的是在评估和探索中，把中国的能源法理论和立法实践推进新的阶段。 　　 　　一、转轨时期：能源体制改革滞后的能源立法只是一种尝试 　　 　　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引起了各国能源政策的巨大变化，由廉价石油时代的能源高消耗，转向了促进能源的节约利用和替代能源的开发。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家加快了能源的立法。有些国家在制定单行法规的基础上编篡能源法规汇编，如日本，通商产业省汇集出版了《能源六法》，日本国会于1979年颁布了《能源使用合理化法案》；而有些国家采用普通法的形式，制定国家能源法，如美国1978年发布了《国家能源政策法》，目的是把对石油的高度依赖，转向更多地消费煤炭。1974年10月法国制定了《省能法》，英国颁发了《能源法》。 　　其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总量和能源生产和消费量，处于世界的后位，虽有少量能源的进出口，但我国的能源消费和供应与世界能源市场的关联度不大，几乎处于能源系统自循环状态。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能源工业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指令性的资源配置，导致资源的供应难以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电力的持续短缺，以及国内其他能源供应的不足时有显现，由此引发了人们探讨经济发展与能源的关系，寻求加快能源工业发展、合理有效利用能源的全面管理之策。在感受到了世界能源立法脉动的同时，也启动了我国的能源立法工作。水电部和石油部组建了专门的班子，对电业(电力)法和石油法的起草进行调研。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同志，长期领导全国政法工作，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就发出指示要求起草能源法。工作落实由新成立的国家能源委及所属的能源研究所承担(笔者有幸担当了该项研究任务的负责人)，进行了能源立法理论的探索。然而，遗憾的是，国家能源法的立法仅仅开始短暂的研究，尚未进入草拟，却由于综合性的全国能源管理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的撤消而告停，石油法、电力(业)法以及由国家计委牵头组织的节约能源法的起草工作也因体制、机构等原因耗时颇长却不得进展。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仍然置于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地位，国家办能源、政企不分和指令性的计划管理，运行着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庞大系统。所谓的行政性能源法规，明显带有部门计划管理的政令特色，适用范围窄，不仅不能称为法律文件，多是政策性的“通知”和“办法”，但是，对于政企合一的能源工业体制，实施主体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因此执行却是非常有效的。在能源节约、扩大能源投资、建立能源价格管理和节能奖惩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因此，国务院的政令、条例、办法或者规范性的文件形式颁发，已经足够了。客观上对能源管理的法制化并不急需，特别是国家综合性的能源管理机构的撤消，不仅终结了国家能源法起草的使命，而研究起草的其他几项重要的能源专门法，也伴随着政企分开和行政体制的变化，历经数载也未能提出可行的法律草案进入立法程序。 　　 　　二、市场化改革：推进了能源法制化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增强。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总量需求与日俱增，能源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愈益突出。虽然我国经济体制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能源工业是由计划性的经济管理转向市场经济的法制化管理的后发领域，但是政企分开、能源的企业化改组和商业化运营，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