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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真理和路径依赖 　　摘要：中国文学真实观念存在一个“经验之真一真理之真”结构，这个结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有所变迁，以来自西方的社会真理和科学精神取代了结构之中传统的人伦真理维度，但是“经验之真一真理之真”的文学真实观念结构本身依然稳定存在，体现出路径依赖特征，并深刻影响此后的经验表达和文学形态。 　　关键词：文学真实观念；新文化运动；经验；真理；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3―0087―07 　　 　　文学书写一旦展开，自由的虚构和想象便接踵涌来，但却不能因此而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拒绝真实。真实是文学的来源、基础和理由，特定的文学真实观念，决定了特定的文学面目和文学品格。中国文学真实观念自有其特殊的理论结构和变迁历史，曾型塑了超过两千年的中国文学风度，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生愿望和外生变量的交互作用之下，这样的真实观念在概念上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而其结构却在历史性的变迁之中体现出微妙的因袭，并使中国文学呈现出似新而旧的可能，绵延成似旧而新的历史。考索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文学真实观念，在经验与真理之间，在概念的大幅度替换和结构的相对稳定之间，可以洞察中国文学的特殊性格，并在更深刻的层面理解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历史。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真实观念，在特殊的历史结点上，既展示了在大变局之中、在“挑战一应战”的历史演进模式中的文学革命姿态，也展示了文学观念根深蒂固的历史性，及其在选择和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特征。 　　中国固有的文学真实观念主要体现为人伦道统、意识形态与个体经验、主体感性之间的张力，将道德真理化，将真理道德化，以此规范经验的表达，文学真实观念也就在审美和道德之间游移。 　　譬如《易传》的“修辞立其诚”，所谓“诚”，既有经验性的真实、真诚之义，也有真理性的天道、人道之义，“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也，天理之本然也”。天人合一，天理亦即人道，人伦真理、道德哲学。经验性的“诚”与真理性的“诚”，亦即感性的真实、真诚与抽象的宇宙自然、人伦秩序的“诚”，共存于“修辞立其诚”的表述中，就文学真实观念而言，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审美属性，叙述自我、体认自身，偏于抒情、言志的经验性真实，后者引领文学仰望、融入天地人间的真理、达道，并以此为理据，偏重于以约束自我、持守和传承道统、恢复和捍卫人间道德秩序为现实标的的真理性真实，二者形成一个结构，亦即“经验之真一真理之真”的文学真实观念结构。这样的结构最简洁地体现在汉代《毛诗序》之中：“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其问，“发”是必然的，也是经验的；而所谓“止”，是艺术性的，更是真理性的，所谓“礼义”，正是儒家借以缔造理想秩序的人伦真理。“发乎情，止乎礼义”以内心经验为本原，以人伦真理为制约，兼顾审美与道德价值，其间，对道德和人间秩序的关切主导着经验性的审美表达：“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只要儒家走“厚人伦，美教化”之路，则儒家的人伦真理就必然主导、节制内心经验的表达，从而弱化“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经验性，强化“止乎礼义”的真理性。这种“经验之真一真理之真”的结构，几乎是整个古典中国的文学真实观念结构：汉代以后，唐人韩愈“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的经验之真和“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真理之真，宋人欧阳修的“发愤”与“道胜”，明人李梦阳的“善用情者，无他，亦不失其正而已矣”以及清人章学诚的“舒其所愤懑，而有裨于风教”，都展现为中国文学真实观念“经验之真一真理之真”的主流结构。 　　中国文学真实观念的结构，当然是以文学写意抒情的必然要求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强势规范为基础，而儒家意识形态从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之后，在各代专制帝国以真理面目出现，即所谓“道统”，与专制帝国的“政统”合流，裁判文学的经验书写。儒家的真理之真制约着经验之真的表达，这是一种强大的“非正式约束”，两千年专制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使得“经验之真一真理之真”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援引新制度经济学派所描述的特征，即所谓“报酬递增”(借重儒家礼义、整个意识形态的真理性会越来越有利于专制帝国的统治)和“自我增强”(以儒家的真理规范文人的经验，文人可以获得官方肯定，并且通过科举之类实现利益，而反对这个结构的异端文人，则受官方制裁，譬如李贽，于是，多数文人士大夫倾向于接受这样的文学真实观念结构，而这个结构也就愈来愈强势有力地影响文学表达)。 　　虽然儒家人伦真理的强势规范实际上不利于经验之真的自由表达，从而妨碍了文学发展的“绩效”，但结构一经形成就很难打破，新的取向很难出现，长远的历史造就了文学真实观念结构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由官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