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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族群模式和中国经验反思 　　[摘要]《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是斯蒂文?郝瑞教授族群研究的代表作，在此书中他将凉山彝族地区不同群体的族群性划分为四种模式，并对四种族群性模式的成因进行对比和解释。通过对此的解读和思考，希望能对郝瑞的族群理论有更为全面的理解，同时也对理解西南族群关系以及处理当前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斯蒂文?郝瑞；族群；族群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5―0052―08 　　作者简介：温士贤（1982-），男，河北迁西县人，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研究实习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类学研究。广州 广东 510180 　　自上世纪30年代始，族群问题与族群现象走进学术视野，相继成为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主题。几十年间，西方的族群理论迭出，文化说、族界理论、原生论、工具论、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构建说等都曾一度成为族群研究的理论范式。早期的研究者多认为族群是一个有着诸如语言、宗教、习俗等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随着族群理论范式的更新，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族群是一种主观认同和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上世纪80年代，西方族群理论波及到中国大陆，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学者对西方族群理论的自觉引入和消化，同时西方学者也开始进行中国的族群关系研究，意图从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特殊案例中寻求对西方族群理论的突破。两种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交锋与碰撞：一方面是西方学者以族群理论为标尺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程以及当前的民族政策进行批评；另一方面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批评的回应并小心翼翼地以族群理论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关系。 　　在这场学术交锋中，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充当了先锋军的角色，他与中国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围绕“族群”与“民族”概念展开的论争①，引起了中外学界的关注。早在上世纪80年代，郝瑞就开始在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开展族群问题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田野报告和学术论文。郝瑞关于彝族研究的相关文章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巴莫阿依、曲木铁西两位彝族学者先后将其译为中文，并将这些不同主题的论文结集出版，即有了中国人类学界所熟知的《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1]这部著作。2001年，也就是《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在中国出版的次年，郝瑞的另一部著作《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2]在美国出版。两部著作存在部分重叠之处，从文章的思路和内容上看，后者对前者做了较大的修正和完善，后者对中国的族群关系和族群认同给出了更为系统的阐释，也更为完整地表述了郝瑞的族群理论。可以说《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是郝瑞族群研究的代表作和封山作，他本人对这本书也给予较高评价――“写了这本书之后，我认为我没话说了，因为我都说好了。”[3]（P.22）在这本书中，郝瑞阐释了中国西南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将这一地区几个族群的族群性划分为四种不同的模式。他认为，即便在同一区域的社会体制中，族群认同的形成以及人们对族群认同的感知，也会因时代和社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按此研究理路，郝瑞对生活于这一区域的几个族群――诺苏（nuosu）、普日咪②（Prmi）、纳日（naze）、汉族以及其他一些小族群的族群性进行一一剖析，并从历史、文化以及亲属关系三个维度对不同族群的认同结构进行综合比对，进而发现不同族群性形成的内在机制。 　　一、族群性的四种模式 　　郝瑞将凉山地区几个族群的族群性划分为四种模式，即以诺苏为代表的原生的（primordial）、排外的族群性；以普日咪和纳日为代表的历史的、偶发的（contingent）族群性；一些小群体残存的（residual）、工具主义的族群性；以汉族为代表的默认的（default）、吸纳性的族群性。这四种族群性在凉山地区的社会舞台上同生共息，谋求着各自的生存发展之路。 　　1.以诺苏为代表的原生的、排外的族群性 　　诺苏是彝族最大的支系，其族群意识与族群边界也最为明显。虽然诺苏社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总体来讲，无论诺苏在何种程度上适应汉族文化，他们都在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标识而没有被汉族完全同化。对诺苏来说，族群性是一个原生性的东西，既与他们的血统世系相连，也与他们的婚姻嫁娶相关。他们不认为族群性是偶发性的或工具性的，谁是诺苏、谁不是诺苏是绝对清楚的，其族群边界也不会因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漂移。郝瑞认为，“诺苏文化的存在是以其周边这个更大的、更复杂的、更强有力的汉文化为参照，进行吸收、改编、发明的结果。因而，要理解诺苏的族群性，关键要理解其亲属关系而不是文化。”[2]（P.101）因此，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