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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领导班子权力结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分析 　　西南联大（含长沙临时大学）历经9年艰苦卓绝的办学历程，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谱写的辉煌教育诗篇得益于西南联大学者具备的深厚的文化素养、精湛的专业学识、民主的学术思想、高尚的爱国情操和道德修养，还得益于西南联大领导班子合理的权力结构、高效的运行机制和务实的管理模式。 　　一、西南联大领导班子的权力结构 　　西南联合大学基本沿袭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传统。西南联大校一级行政架构，分别设有常务委员会会议、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三个机构。校常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下设总务处、教务处和训导处（原有建设处，后撤销）等三处，以及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等五个学院；三个处和五个学院下设多个职能工作组以及二十多个学系。以上三个层级组织构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维持着西南联大的日常运作。 　　二、西南联大领导班子的运行机制 　　西南联大领导班子的决议即常委会和校务会议决议的执行，主要是通过各行政部门、众多的临时专门委员会以及学院来完成，各行政部门作为第二层次的权力主题则依据学校决策，制定可操作的具体的规章制度，向其权力客体――教师、学生和其他群体实施其作用和影响。 　　常务委员会由三位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原定主席由三位校长轮流担任，一年轮换一次，但由于张伯苓长期在重庆任国民党参政会副议长，蒋梦麟也不常驻昆明，实际上常委会工作一直由梅贻琦主持。常务委员会研究讨论学校各项重大事项，如人事安排、经费支配、多种专门委员会的设立与撤销、处分学生等。常委会之下是校务会议，由常务委员、常务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副教授互选之代表11人组成。校务会议由常委会主席主持，每学年举行一次，其职权为学校的预算和决算的审议，学系的设立和废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颁行，学校工程、建筑及重要设备的添置，讨论改进校务，讨论常委会交议的事项。校务会议之下就是教授会，校一级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常委会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教授会主要负责审议下列事项：教学及研究事项改进之方案；学生导育之方案；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之授与；建议于常务委员会及校务会议之事项；常务委员会及校务会议交议之事项。教授会名义上是咨询机构，但通过以上的规定及其实践可以看出，教授会被赋予了对一些事务包括重大事务的决定权。校常委会会议和校务会做出的决定，有时需要拿到教授会上通过。教授会做出的决定，校常委会和校务会议也应予以认可。教授会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实施、学生学习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各学院设立院务委员会，由该学院各系教授会主席和教授代表组成。各系系务由各系教授会主席主持。1939年6月，常委会决议，各系教授会主席一律改称系主任，关于各系设备、课程支配、均由系主任负责。系主任由常委会聘任。 　　西南联合大学组织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基本继承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抗战前的权力关系。教授等学术人员的权益得到了制度保障和组织保证，教授会组织在学校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参议角色，在院系层面，教授会更是发挥着决策性作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进一步分离，权力重心集中于不同层次，学术权力向院系层面转移，行政权力则集中于学校上层领导机构。西南联大的领导班子的权力结构充分体现了自下而上、民主集中的决策原则，体现了教授治校、学术自治的大学精神和制度。 　　三、西南联大领导班子的管理模式 　　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可以使大学各个部门、各个成员围绕大学的总体目标有机地联结成一个有序、高效运作的整体。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大能够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创造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与其所具有的独特的管理模式是分不开的。经过8年联合办学的实践,西南联大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多层次管理模式,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堪称联合办学的成功典范。 　　（一）在行政管理上，教授民主治校的模式。西南联大的教授与校长相比，校长固然重要，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是教授。从最高领导层到行政、后勤、训导等各部门几乎都是依靠教授民主治校。作为校长，遇到重大的事情总是与另外两位常委商讨，并与各级机构共同协商解决。学院院长、系主任甚至各处处长、各专门委员会的召集人都由教授担任。在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时，曾多次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西南联大的训导主任，以从思想上控制联大，均被联大以教授治校是三校的一贯传统为由而婉拒。 　　（二）在学术管理上，尊重教师主体地位的模式。在学术管理上，从机构设置到制度的建立，教师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尊重。在机构设置上，西南联大设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其职责不仅讨论学校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