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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庄子注和庄学实践性问题 　　提要：受制于时代和认识的关系，庄子虽然对自身思想的实践性问题有所关注，但还未能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郭象继承庄子，深入地探索了庄学的实践性。首先，郭象以“性分”思想为基础，解决了《庄子》思想的内在矛盾。其次，郭象通过“自生”、“独化”建立其哲学体系，改造魏晋玄学的本体论，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使魏晋玄学成为具有实践性的学说体系。 　　关键词：郭象 《庄子注》 性分 实践性 　　 　　《庄子》将《老子》关于道的哲学本体论引入到人生的体验之中， 有意识地要为人生寻找摆脱束缚的道路，即在现实中实现生命的超越，表明了庄子对自身思想的实践性的关注。但是从《庄子》的内在矛盾来看，庄子并没有真正寻找到可实践的途径。庄子那种“芒乎何之，忽乎何适？”正体现他在现实中无法找到人生出路的困惑和绝望。 魏晋以来，如何寻找一条摆脱苦难与危机之路，一直是时代的思想主题，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做出了不同的探索。不管是追求超越（如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还是主张维护现实（如裴?Q的崇儒反道），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都遇到了重重困难。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郭象自觉地继续庄子的探索，《庄子注》即试图综合当时不同的思想以构建一个可资实践的思想体系，从而实现社会与个人和谐。关于庄学实践性，现在诸多的研究论著，如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容肇祖《魏晋自然主义》、刘大杰《魏晋思想论》、贺昌群《魏晋清谈初论》、牟宗三《才性与玄理》、余敦康《魏晋玄学史》等皆有所涉及，但都还没有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加以研究。本文将庄学实践性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提出来，并以郭象《庄子注》为中心，深入论述郭象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及其意义。 　　 　　一、《庄子》的内在矛盾及其非实践性困境 　　 　　《庄子》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思想体系，内篇与外、杂篇思想上的歧异，正是庄子内在矛盾的体现。内篇主要体现了庄子追求本体境界的绝对自由的思想，总体上说具有超越现实的宇宙意识。《逍遥游》中，庄子强调“有待”与“无待”的区别，认为只有无待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真正达到超越的、绝对的逍遥。这种逍遥其实也就是本体之境界，即王弼所谓的“圣人体无”。庄子借肩吾与连叔之问答以明此本体境界：“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b，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庄子以寄言出意之法形象地描绘了体神居灵、穷理极妙之本体境界。他如“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乎无穷”（《逍遥游》），“照之于天”、“体乎天均”、“和之以天倪”（《齐物论》），皆表现出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越的本体境界。但是人无法脱离现实社会，在现实中庄子无法寻找到这种绝对自由的可实践方式。因此，在现实的困境下，庄子的思想被迫从本体境界转变为对现实世界的认同，《庄子》外篇与杂篇具有的现实色彩即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如《天道》篇：“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 即承认现实尊卑等级的合理性。外、杂篇中庄子非常强调“性分”这一重要的哲学概念，这也成为庄子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如《马蹄》篇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 在庄子看来保持这种“真性”才能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而要保持“真性”，对个人来说就要“不以物易性”（《骈拇》），因此庄子接受了“安时而处顺”、“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个人存在方式。《马蹄》篇又云：“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因此统治者应该无为以顺民之性，让人民自由地发展他们的能力。此即《天道》篇说的：“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可以说这就是庄子对自身哲学思想的实践性探索，是他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关注与实践性阐释。 　　“顺性”是庄子对个人与社会如何达到自然和谐，如何保持在现实中的超越所做出的探索。按这一思想发展下去，庄子似乎就解决了自身的矛盾，寻找到其思想的实践方式。但在《应帝王》中，庄子最后否定的那种“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的自由的、无为的政治，已被好事的倏、忽二帝用有为的智巧凿死了。庄子的浑沌已死的寓言，象征着人类社会原始的自然状态已受到了破坏，理想中的无为政治，内圣外王之道，都已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在庄子看来，齐物逍遥的绝对自由，与认同人世而保持个人“真性”的“安时而处顺”，在异化的现实之下都是无法实现的。从内篇到外篇、杂篇的思想变化，体现了庄子从追求、动摇到幻灭的思想发展历程，庄子那种“芒乎何之，忽乎何适”的绝望的原因正在这里。对于中国的思想体系来说，一种无法实践的、无法指导人生的价值常常也就意味着无价值，对这种价值的坚持并以之作为理想的人必然会深陷矛盾、痛苦的幻灭之中，庄子就是一个典型。 　　 　　二、郭象对《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