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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辨析公和私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摘要：公私之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公私之辩从先秦儒家价值观不断发展、丰富，同时也出现转折性的改变。用科学发展观正确辨析公与私，才能明确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愿望，从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通过修养党性践行三严三实。 　　关键词：公私论；儒家思想；科学发展观；共产主义信仰 　　一、公私概念的形成及历史演变 　　论公与私，古往今来贯穿于人类思想文化之中。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中，形成了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公私观”，提倡“天下为公”的社会道德理想，《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给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儒家思想主张轻利重义，以此作为评判君子与小人的道德标准，《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把能晓以大义者视为君子，而只顾眼前利益者视为小人。儒家思想以公善私恶为评判事务的标准，推行“大公无私、崇公抑私”的治国理政理念，通过“克己复礼”来达到“仁政”的目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私之论不仅仅只围绕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孟子则更注重对平民的教化，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人唯有清心寡欲才能做到不藏私心，不为物役。主张做人应该具有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同时期的法家强调公私对立的绝对性和立法废私的必要性，“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韩非子?饰邪》）。道家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贵公》）的观点追求大道无私、公正为贵。 　　北宋以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家政权集中制推动了儒学的再度发展，形成宋明理学（包括元明），其中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影响最大，核心内容主要是从个人道德修养角度来讨论公私问题，把“公”视为天理，而人欲是“私”，将“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的对立绝对化，认为只有灭私欲，推行公理，才能实现儒家思想最终追求的“仁”，“做到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便是仁”（《朱子语类》卷6）。明朝王阳明说：“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王阳明全集》卷一《全习录上》）。其义告诫人们克服和去除私欲、物欲才能和谐共处，才能达到圣人的思想境界。 　　明清之际封建君主专制已发展到极点，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明亡的教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人使得一批进步思想家开始质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个时期公私之辩有了大的进步。王夫之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他的结论是“天下非一家之私”。顾炎武说：“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认为“公”、“私”可以辩证统一而不是绝对对立，“公私论”是当时思想家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是他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他们论证和肯定了“人性之私”存在的合理性，反禁欲主义，“有欲斯有理”，“天理中亦有人欲”，指明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 　　近代，国家存亡危机迫使政治家和变革者意识到只有变革国政或国体才能挽救中国，公私之辩在政治上提出“民主共和”，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挞和批判。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文中说：“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国家创造之主，曰‘自由、人民’；所以创立之因，曰‘为公益’；所以永存不灭之理，曰‘主公道’、曰‘适宜于人群’。兼备此四种要素，而后国家方克巍然存乎天地之间。反乎此者，皆谓之违反今世国家成立之原则。夫违反其原则，未有能生存于今世国家之林者也。”表明国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与权力，反对“牺牲主义”，认为牺牲一己利益以利他人，偶尔为之尚可，但决非长久相处相安之道。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也促使享乐主义有了物质的基础，康有为从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对宋儒的“天理人欲”进行驳斥，推出“天欲人理”之说，认为欲是与生俱来，与人事无关的实然之则，而作为法则规范的理是人为的，与人事相关的应然之则，体现出普遍?r值观随着社会发展的而发生的重大改变。 　　二、用科学发展观正确辨析公与私 　　事物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人们思想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