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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旧制度和大革命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Toca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150多年前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早在20年前就有了中译本。最近又突然“火”了起来，一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上估计有20种左右的翻译版本出现。报刊杂志网站上时有专家、学者的书评解读。触目所及，大都围绕书中的某几个警句、箴言，例如，“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一切都变得可能，没有什么老事物应受尊重，没有什么新事物不能尝试”等。对于这些只言片语的发散性理解，以及对这本书的实用主义评价在当今中国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凌乱局面。 　　《旧制度与大革命》讨论的核心是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在法国历史中寻找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已经足以展开一个庞大的话题。然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又多了几重变奏。有人依据此书就事论事地讨论，更多的中国人把这本书与中国历史或中国现实相互对应。脱离开法国大革命，借用托克维尔的某个观点明确针对或暗指中国，产生了很多随心所欲的结论。 　　此外，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有褒有贬的态度，也会使读者产生种种分歧。二百多年来，全世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多重认识始终存在。一方面，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另一方面，它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引发资产阶级的批判和不满。托克维尔在书中对后者没有清晰的态度，因为他写此书时，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还没有发生，后人只能从他的言辞中找到各自需要的只言片语，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涉及民主、自由、平等、贵族、专制、中央集权等很多概念，这些概念本来就有诸多争议，再加上托克维尔在某些问题上感情化的理解和描述，使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具有了多重理解的丰富性。 　　什么是“旧制度”？ 　　在对《旧制度与大革命》进行解读时，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旧制度”指的是什么？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考虑托克维尔的本意，评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可随意对号入座。由于“旧制度”在中国的指向不同，与之伴生的“大革命”也就随之指向不同。 　　各种各样的评论中，“旧制度”有时指满清，于是，“大革命”便指辛亥革命；“旧制度”有时指北洋政府，于是，“大革命”便指北伐战争；“旧制度”有时指国民党的民国政府，于是，“大革命”便指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旧制度”有时指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于是，“大革命”便指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相当多的评论还把“旧制度”暗指当前的中国体制，于是，“大革命”便暗指下一步的深化改革。“旧制度”除了可以指向不同的政治制度外，还可以指向思想观念，例如“旧制度”可以指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思想，于是，“大革命”便指向五四开启的启蒙运动，当然也就顺便指向当今中国进一步的“解放思想”。 　　即便我把这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不同指向都罗列了，也无助于我们了解当前中国对这本书的复杂评论和解读。因为，对于上述各种“旧制度”，人们有五花八门的理解，自然就会导致对于各种“大革命”的理解也同时如万花筒般复杂起来。托克维尔对于“旧制度”的褒贬与中国评论者对于上述各种“旧制度”的褒贬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各色评论者之间，出于不同目的，对于同一“旧制度”的褒贬也不一样。于是，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的多重评价落实到中国，虽然可以简化为一个问题要革命或不要革命，但是，我们听到的“要革命或不要革命”的结论事实上针对的都不是同一件事。甚至同一个评论者在针对不同的“旧制度”时，要不要革命，他的结论也是随心所欲的。 　　在各种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评论中，有一点必须指出，从中共十八大之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本书之所以能引发中国各界的讨论热潮，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把“旧制度”指向中国的现行体制，因此，“大革命”便指向下一步的深水区、攻坚战改革。有些评论者这一指向非常明确，有些评论者借其他“旧制度”，说事，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即便在这种“旧制度”的共同指向下，“大革命”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有人指政府主导的改革，有人指推翻政府的革命。因此，托克维尔书中最常被评论者引用的一句话：“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当今中国便具有了极其丰富的含义，人们未必能真正洞彻它“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内涵。 　　民主革命并不等于推翻专制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总体上是肯定的，他在书中写道：“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但是，托克维尔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矛盾。虽然他肯定法国大革命，但又说大革命没带来什么新东西。他认为，大革命的很多元素很早就有了，大革命摧毁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