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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耆英和禁烟辨析 　　摘要：鸦片战争前夕，耆英在盛京地区的禁烟，行动积极，态度明确，效果显著；在战后中英鸦片问题的交涉中，能贯彻清政府的禁烟主旨，遏制了英方企求鸦片开禁的意图。 　　关键词：耆英；禁烟；鸦片交涉 　　中图分类号：C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6)05-0068-03 　　 　　耆英(1790―1858)，字介春，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清宗氏贵胄，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主持议和的主要代表，先后负责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时在战后主持清廷对外交涉长达六年(道光二十二年四月――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关于耆英的外交活动，思想观念及其影响的评价，无论当时抑或后世，始终褒贬不一。本文仅就鸦片战争前夕耆英在盛京的禁烟活动及其在战后的中英关于鸦片贸易谈判中所持的严正立场作一考察，以期客观公允地评价鸦片战争前后主持议和的耆英其人。 　　 　　一 　　 　　1838年9月，耆英由热河都统迁盛京将军，正值道光传谕禁烟。耆英认为，鸦片祸患，由来已久，要肃清烟毒，非一时一日之工，断不能操之过急。况且，盛京是清宗室发源地，根本所系，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牵连甚广。治理盛京应不同于当时其他的省份，任何一项措施的出台需得深思而后行之，查禁烟毒尤其如此。耆英历任三个月来，带领亲随部属，奔赴各地明察暗访，对盛京地方官吏、宗室觉罗进行通盘摸底，然后果断地推出以下禁烟措施： 　　一是惩治腐败官吏。耆英认为宝兴(前任盛京将军)之所以禁烟不力，关键在于不能坚决惩处腐败官吏。1838年11月，耆英即将玩忽职守，甚至暗中阻挠禁烟的奉天知州鲍觐堂，署复州城守尉协领博庆，宁海县知县袁振瀛，前护理金城守尉佐领王安广等撤职查办，以敬效优。同时，为进一步肃清烟毒，打击不法官吏，耆英“严札奉天宗室觉罗总族长，内务府三旗佐领，并满洲蒙古、汉军各协领，佐领、以及各城守尉、协领，防守尉等各将所属人员兵丁内，有无吸食鸦片者，分别详细查明，造册呈报，以凭稽查，一经核明，无论宗室觉罗，官员兵丁，即行饬拿，从重定拟具奏并将查报不实之该管官员严加参办”。耆英这一举措，整顿了各级官吏，扫除了禁烟实施的第一道障碍。 　　二是疏请旗民十家联保。耆英多次启奏道光：“饬督旗民出具十家联环互保，彼此稽查，一遇兴贩吸食之人，即行举出，倘有一家有犯，九家联坐”。耆英还担心互保十家阳奉阴违，彼此相互隐讳，致使联保徒成一纸空文。故一方面责成各地方官吏随时设法留心详查，另一方面，耆英又亲自拣选亲信干员，秘密分赴各地口岸稽查，对那些徇私舞弊之徒，一经查实，从严惩办，株连九家，以示儆戒。 　　三是清理外来闽人。奉天各处人口混杂，客民繁多，历年远洋而来的闽粤人员络绎不绝。为堵绝烟源，耆英下令对在奉天居住的闽人进行了彻底清查，共查出人数1385名。对那些兴贩吸食之徒，依法惩处，捣毁窝巢。对那些游手无业，但未吸烟贩毒之闽人，则妥为驱逐，不准容留。后来，为便于管理，发给执照，陆续分批饬令附闽船解回原籍；对那些有正当职业且不违法的闽人，除愿返回原籍之外，其余的人令各地方官选具清册，集中编于保甲。这种办法既有利于地方管理，又可禁绝鸦片的来源。 　　1838年11月，耆英又亲自带领随员，驰赴各海口，日夜不辍，严密查实各往来岛屿洋面及港口船只，同时对城市各口岸的店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搜查，堵禁烟土海运祸源。同时，为断绝烟土入境的陆路通道，对过境车辆，增卡缉查。正因为耆英对禁烟的潜心尽力，到1839年5月初，“共搜获烟土烟膏4500余两，配药烟灰550两，烟枪烟具186件，并拿获收藏烟土及吸食人犯38名。又在没沟营关闭杂货铺内搜出道光十七年烟帐1本，内开出卖烟土1400余两。到该年7月，又陆续收缴烟土3700余两，烟具360余件，缉拿烟贩97名”。从1838年底到1840年初，奉天地方烟毒基本肃清，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其他地方的禁烟运动。 　　有论者认为，鸦片战争前夕当道光皇帝下令禁烟时，耆英“表面上禁烟以欺蒙舆论”，行动上是“消极应付”的，此论的根据之一是“耆英在盛京禁烟仅获烟土2400余两”。需要说明的是以这个数目来对耆英在盛京禁烟业绩进行总括，是不确切的。同时，当时鸦片泛滥最严重的是粤、闽，其次是江、浙及直隶。而东北地处遥远，贩烟吸毒者又次之。若把耆英查获烟土数量同粤、闽、直隶等地相比，当然判若天壤。根据之二是，道光帝多次降谕责令耆英认真禁烟。故由此断定耆英等对禁烟敷衍塞责，消极应付。笔者认为，上谕对耆英的督促，甚至责令，只能说明道光帝对禁烟态度的坚决及急切心态，尤其是对满清统治者的发源地及根本重地之盛京禁烟的极端重视，是一种鼓励和支持，同时又是一种寄予厚望的心态的反映。事实上，盛京任上的耆英之禁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