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docVIP

蔡元培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经这样赞誉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的确，全世界的高等学府成千上万，论历史的久远，北大既比不上牛津、剑桥，也比不过哈佛、耶鲁。然而，说到蔡元培校长和北京大学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深远影响，在世界教育史上却堪称无出其右，具体事例很多，“五四运动”前夕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不仅自身以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载入册，它还引发出中国新闻史上的数个“第一”，镶嵌在“五四”前后奇情壮彩的历史卷轴之上： 　　徐宝璜――“新闻教育时第一位导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 　　《新闻学大意》――中国高等院校中第一门新闻学课程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所办的《新闻周刊》中国第一份新闻学期刊 　　《新闻学》――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 　　本文要讲的是：蔡元培――“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热心支持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大学校长” 　　 　　新闻学研究会诞生在90年前的北京大学决非偶然 　　 　　辛亥革命后，报界言论自由观念加深，新闻界大受鼓舞，“民国元年以后，新闻骤增，仅北京一隅，闻有八十余种。”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诞生自1918年的北大，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首先蔡元培功不可没。他富有办报经验，曾先后编撰和创办《苏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旅欧杂志》等报刊，并为《民主报》、《新青年》等写过许多文章；对新闻的重要意义及新闻人才的缺乏和需求，有更深刻的认识。到北京大学以后，更是鼓励新闻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将自己新闻事业的观点渗透于教育事业中去。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在此之前北大的校风很差，可以说乌烟瘴气。有的教师不学无术，却滥竽充数。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一心想的是当官，不务学业。很多人劝蔡元培不要接这个烂摊子，以免让北京大学的不良声誉玷污了他的好名声。蔡元培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来到北大的。他在《整顿北京大学经过》一文中认定“欲使国家振兴舍教育无他”。随即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坚决辞退不称职的教员，充实教师阵容，广纳进步学者。本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使得当时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师和学者云集一校。“德”“赛”的辩论、智慧的会聚、西学的引进，促使“新文化运动”发轫于北京大学，并以教授和学生所办数种报刊为载体，广泛传播开来，惊醒了旧梦沉沉中的中国大地。 　　“晚清的新学之士，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同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却因体制及利益不同，无法珠联璧合。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新青年》之进入北京大学，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得“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 　　1917年初，陈独秀接受蔡元培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其创办的《新青年》亦随之从上海迁至北大出版。主办人文科学长的身份，充裕的资金支持，群星灿烂的学术环境，使得北移中国最高学府后的《新青年》地位与声誉有了显著变化。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鲁迅、周作人、高一涵、陈大齐、张申府……这些足以影响中国一个世纪的名字，尽被《新青年》编辑与作者的名单囊人。左中右三方面知识分子，以此刊为堡垒，协力建起了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随后，《每周评论》、《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等刊物，亦由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及校长蔡元培创立。 　　同时，不甘沉寂的还有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北大青年学子们，他们怀抱救国图强的一腔热血，组织各种社团，创办一批学生刊物，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民》和《新潮》。对此，以蔡元培为首的校方给予了足够的鼓舞和支持：“(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四万元的经费中拨出两千元来给他们办杂志，并决定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李大钊还将图书馆的一间房子拨给杂志社使用，胡适则充任顾问。” 　　猎猎新文化风中，北京的《晨报》、《京报》、《国民公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亦顺应历史潮流，走进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报刊统一战线，结束了《新青年》孤军奋战的局面。 　　先有术后有学，报人已积累起丰富的经验，西方的新闻理论亦已传人中国，北大以及京沪两地轰轰烈烈的办刊运动，共同酝酿了新闻学研究的诞生时机。“五四运动”前夕，北大许多学生或课外在各报兼职、或自办刊物，他们都呼唤着新闻学业务知识的学习和新闻理论的指导。这一强烈的社会需要由当时的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