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授治校和去官僚化教育管理思想研究.docVIP

蔡元培教授治校和去官僚化教育管理思想研究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维新派效仿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而且要求对文化教育制度也进行改革。康有为在维新变法运动的蓝图汇报书《应诏统筹全局折》中主张：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W，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支持维新变法，并于7月4日正式下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开端。而北京大学的前身正是京师大学堂。如果继续向前，北京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2年，由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所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可以算是我国创办新式学堂的开始。正因为北京大学在历史中具有开创性的新颖特点，鲁迅在北大27周年纪念中才提出北大的两大特点之――“为常新的”。 　　然而，如此“常新的”北京大学在1912年至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前却是一个贪污腐化、缺乏学术气息的封建式官僚机构。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通过设立评议会、教授会、行政会制度试图对北大进行改革。尽管此次改革没有从根本上祛除北大的这种官僚化顽疾，但是这次改革却是“教授治校”思想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也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去官僚化改革的一次艰难探索。 　　一、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前的北大――典型的官僚机构 　　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初即有梁启超起草的大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实际上将京师大学堂定位为既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全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相当于古代的国子监，为一封建制的衙门机构。后来虽然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大学堂依然为清政府所牢牢控制，学校领导依然为封建官僚，学生也以取得仕途功名为主要目的。可以说京师大学堂依然是一所封建化衙门式的官僚机构。 　　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更名后的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虽然摈除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封建旧习，但是依然深受其影响，是一所典型的中国式的官僚教育机构。 　　（一）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科举习气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本是孔子告诫读书人的修身学习之法，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实行，使人们普遍根深蒂固地养成了读书只为求取功名利禄的歪曲的“学而优则仕”的看法。这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也是如此。 　　更名后的北京大学经过整顿和改革，建立起了近代大学教育体制，但是教育事业依然发展缓慢，近代大学理念仍未确立。许多学生仍旧怀着读书做官的想法来到北京大学。再加上袁世凯上台后推行的尊孔复古逆流和“登基”闹剧，使得原本微弱的近代教育新理念遭受打击，封建科举旧习气依然浓厚。 　　（二）腐败的学风和校风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时，曾总结北大被人指责学校之腐败在于“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回忆自己的母校――当时的北京大学时曾说：“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息。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北大腐败的学风和校风由此可见一斑。 　　（三）集权型的官僚机构组织 　　京师大学堂为清政府所建，实行的是封建专制的学监制。学堂设总监督，各科设监督，监督管理学堂大小事务，并唯学校总监之命是从，俨然是一个清政府的封建官僚机构。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并作出了一些民主改革，但是学校的教育管理制度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学校的校务权力依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普通教员缺乏教育教学和参与学校事务管理的权力。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实行尊孔复古逆流，企图加强对北京大学的控制。这些都使得当时的北京大学成为一个专制集权的官僚机构。 　　二、蔡元培“教授治校”管理思想的渊源 　　（一）西学东渐的影响 　　从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西方文明的曙光逐渐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除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尤以自由、民主和科学等思想的传播最为广泛。身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没有固步自封于封建社会的旧式传统思想中，而是主动接受和传播这些新式思想，并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8年9月毅然辞官回乡，开始服务于新式学校，创办新式教育。在1898年至1907年之间，曾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大力倡导新式教育。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也正是在西学东渐中所广泛传播的自由、民主等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