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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实践 和时俱进 　　穆青离去已经快３年了，当一代新闻巨擘的身影渐行渐远，留给人们的不应是淡忘，也不应仅仅是怀念，而应是充分地挖掘他所留给后人的巨大的精神财富。这应该既包括他崇高的人品、优秀的作品，也包括他的新闻理论。然而，纵观今天众多有关穆青的文章，我们发现，人们对其人品和作品给予了充分的热情，而对其新闻理论的关注和挖掘依然十分有限，这对于在新闻实践与理论领域都颇有建树的穆青而言，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正是出于对这种遗憾的弥补，笔者不拙浅陋，管中窥豹，对穆青的新闻采写理论进行了粗略的梳理，不仅作为一种纪念，也希望有助于人们对穆青的全面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穆青一直强调自己是一名记者，“一个用笔作战的战士”，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更多地关注着与实践紧密相关的新闻采写理论，他思想的开放性也集中地体现在其新闻采写理论上。这部分内容涉及非常广泛，在较短的篇幅中对这些理论详加论述是不太容易的，本文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以实践为基础、以哲学为指导的人物通讯采写理论 　　 　　穆青对人物通讯的系统论述，集中体现在其《谈谈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该文虽以“谈谈”命名，实际却是穆青关于人物通讯的一篇专论，在我国新闻史的有关理论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笔者认为，这篇专论首先是穆青对自身实践和当时报道实际的理论总结。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穆青就曾组织了雷锋的系列报道，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的报道，产生了较大反响；而后（６０年代中后期到７０年代末）他亲自参与采写的《榜样》、《嘱托》、《报道》更是当时宣传先进人物的扛鼎之作；这期间（７０年代初），报刊上也出现了《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等优秀人物通讯。这些优秀作品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宣传报道先进人物的高潮。革命战争年代，虽然也报道过大批先进人物，发挥过巨大作用，但是没有六七十年代这么集中，全国上下形成合力。而且，此时的人物通讯比起革命战争年代的人物通讯已有了很大的不同，然而此时关于人物通讯报道的理论仍然很贫乏。实践呼唤理论，穆青组织及撰写人物通讯的成功经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应广大读者和新闻界人士的要求，穆青撰写了这篇文章，回答了实践提出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报道先进人物一向是我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而穆青把这一传统上升到理论，并敏锐地注意到了此时人物通讯与战争年代人物通讯的不同之处，从性质作用到方法技巧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尤其是提出了人物通讯“更深入地揭示先进人物的精神世界，更鲜明、更深刻地体现具有时代特征的主题，加上适当运用文学的、政论的表现手法”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在当时可谓发先人之未发。 　　穆青关于人物通讯的论述，不仅在内容上非常系统，而且由于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和党性的立场上进行探讨，因此又具有相当的深度。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于是号召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必须“始终不渝地去体察和反映人民群众那种不可遏制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他认为，“他们的精神境界、思想风貌，就是他们作为国家、社会主人翁那种历史主动性的最本质的表现。这种精神和思想，应该成为人物通讯的基本的主题”。这些从唯物史观出发得出的结论，给人物通讯的主题找到了哲学根源。又如，关于新闻作品的真实性问题，许多新闻界人士和学者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我认为，穆青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观点更加高屋建瓴，他不仅像大多数人一样把真实视为新闻的首要要求和生命，而且敏锐地洞察到新闻真实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利害关系，指出“无产阶级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和它的党性原则是一致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向党的利益负责和向人民的利益负责是一致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可能造成报道失实，使读者产生信任危机。因此，他提出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敢于实事求是，“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即使这种矛盾一时还是人们噤若寒蝉、莫敢问津的‘禁区’，也要敢于去闯”，体现了他高度的党性意识和人民意识。《谈谈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是１９７９年发表的，经过近３０年的实践证明，它无论从涉及的广度还是论述的深度，都仍然是有关理论的典范。翻阅大量有关人物通讯写作的教材、论著，虽然在角度、说法上不尽相同，或者又有补充，但并没有太大的突破，而且穆青的观点还依然为他们所引用。 　　 　　二、与时俱进、辩证发展的新闻采写改革理论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新闻战线尤其是采写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事物和新问题，等待人们去探索。穆青在这一时期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开放，提出了一系列新闻改革的设想和建议。其中，他对用散文笔法写新闻和多写视觉新闻、实录性新闻的倡导与论述，典型地体现了他理论思考的开放性和前瞻性。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就有人尝试用散文笔法来写新闻，但在当时，这一写法尚属新生事物，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