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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土地利用管理和启示 　　美国是经济超级大国，也是土地资源大国。在其发展历程中，对土地的利用和管理有得有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引以为鉴。 　　美国土地利用管理的历史变迁 　　城镇发展模式经历了从无序蔓延向精明增长的转变。二次大战后，伴随着人口暴增、经济繁荣和小汽车普及，美国大城市出现了“郊区化”现象，即中心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负增长，而近郊小城镇人口却迅速增加。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人口郊区化的基础上又完成了产业郊区化。新区像野草般蔓延，伸向原来的农田、牧场和森林。城市用地的无序扩张，消耗了巨量土地资源。据统计，佛罗里达州2000年的农田面积与1960年相比，损失了近40%，其他州的情况大致相同。这样的损失速度，引起了美国社会广泛关注。一些地方开始对这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进行反思，并提出了交通导向型开发模式、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宗地再开发等土地利用策略和措施。这些都被纳入到“精明增长”的政策框架之内。“精明增长”在土地利用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如鼓励利用建成区内低效用地；保护开放空间、农田、风景区和生态敏感地；提供多样化住房选择；鼓励紧凑型建筑设计。俄勒冈、佛罗里达、马里兰等州均实施了“精明增长”计划，在控制城市扩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土地利用目标经历了由全面开发向严格保护的转变。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美国政府和民众曾一度忽视保护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土地利用粗放。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掠夺式的经营使土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黑风暴”，西部大平原600多万亩农田上的3亿多吨表土被刮走，波及27个州。此次事件后，美国对土地开发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土地利用思路开始从全面开发、粗放利用向严格保护转变。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一系列法令，范围涵盖土壤保持、农田保护、小流域管理、洪水防治、控制采伐和自由放牧等。此外，还采取了实施农业区划、对农地给予税收优惠、土地发展权转让、土壤保护储备计划、休耕等一系列经济和行政手段，加强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保护。 　　土地利用规划经历了从实体规划向综合规划的转变。20世纪前，美国的城市和土地利用规划主要着重于物质建设和空间形态布局等实体要素，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非物质性要素缺乏考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实体规划。如19世纪由朗方完成的华盛顿规划、由威廉?潘恩完成的费城规划，均只是按照美学设计的城市建设蓝图。20世纪后，土地利用规划逐步融入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开始从实体规划向综合规划转型。综合规划的内容涵盖经济发展战略、各类用地配置与布局、增长管理、公共服务设施、社区安全、历史文化保护、基础设施、社区再发展、城市设计等多项内容。在效力上，综合规划是涉及土地利用各项活动的基本依据，编制各类专项规划、专区规划、区划条例、土地细分以及建设各类项目都必须符合综合规划。 　　土地再次开发经历了由城市更新向社区开发的转变。为解决中心城区衰败问题，美国于1949年至1972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约1100座城市开展了2800项更新工程，拆除60万左右单元的房屋，搬迁200多万居住人口，涉及城市用地120多万亩。客观地讲，这一运动取得了一定效益，对美国城市地理分布及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大多数地方，更新仅仅被视为单纯的物质环境建设，没有将社会、文化等因素考虑进去，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改造过的地方很快又变成新的贫民窟。城市地价过高、开发过度、人地关系不协调等问题更加突出。一些简单化的操作也使不少历史文化建筑遭到破坏。鉴此，1974年联邦政府的《住房和社区开发法》终止了城市更新计划，代之以富有人文色彩的社区开发计划。改造城市的方式从以开发商为主进行大拆大建，转向以社区自己组织进行小规模、分阶段渐进式改善，着力于社区的培养、延续和可持续性发展，注重社区事务公众参与；在城市用地再开发方面，不再提倡全面拆除重建，主要着重于旧建筑的改善和再利用，以及对低效建设用地做“填空式”开发。 　　美国土地利用管理的主要特点 　　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并重。美国是分权、分税制国家，联邦、州和地方在土地的所有、使用和受益上各自独立。联邦政府除直接管理联邦公有土地外，主要是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对土地利用行为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联邦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土地利用的资源环境法案。各州在制定本州法律、各地在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时，都必须遵守联邦法律。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公共投资、设立专项基金、调整住房政策等手段引导地方政府和土地使用者合理利用土地。在微观管理方面，则是由地方政府通过以区划条例、土地细分、场址规划审查等手段，直接规范土地利用行为。区划条例是地方政府控制土地利用的主要措施，其严格规定了土地使用的具体指标，如地块面积、用途、开发强度、建筑体量等，对土地利用的调整可谓“面面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