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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和国民幸福相关性探析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税制与国民幸福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税制越优良，公共产品质量就会越高，数量就会越多，品种也会多，国民的总体幸福与结构性幸福就会越多。相反，税制越恶劣，公共产品质量就会越低，数量就会越少，品种也会少，国民的总体幸福与结构性幸福就会越少。就当下中国税制所处的“次差”位阶而言，中国国民的总体幸福与结构性幸福状况并乐观，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其根本途径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启动。 　　[关键词]税制；幸福；相关性。 　　税制作为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原初契约之一，是指二者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总和，是国民应该且必须如何给国家交纳税款，国家应该且必须如何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之权力性与非权力性规范的总和。因此，税制之优劣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国家如何履行公共职责，为每个国民提供公共产品之好坏与多少，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关系每个国民人生重要需求之满足程度，也即幸福之层次高低。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尝试从政体视野，探讨税制与国民幸福之间的相关性及其规律性，从而能从为幸福社会的建构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借鉴与启示。 　　一、“税制”与“幸福”概念采信 　　逻辑上讲，要科学探讨“税制”与“幸福”之间的相关性及其规律性，必须首先厘清“税制”与“幸福”的概念。 　　（一）“税制”概念之采信 　　关于“税制”的定义很多，但就“税制”是“税收制度”的简称而言，本无多少异议。国内学界通常认为：“税收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税收总和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范。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制度来体现的，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和执行税收制度是税收工作的关键环节。” [1]但是，就“制度”的内涵与本质而言，这一定义无疑太过狭窄，仅仅将“以法律形式规定的税收总和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范”确定为税制的内涵，洗染排除了税制应有之“道德”规范的内涵。尽管税制之“法定”规范是其核心内涵。 　　这是因为，就“制度”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它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而言，规范无疑既有征纳税行为主体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非权力规范，也有应该且必须如何的法律规范、权力性规范。因此，税制不能仅仅以税收法律、权力性规范为内涵，还应包括税收道德、非权力规范。事实上，这一界定也符合当代学界对“制度”一词内涵的共识。美国学者杰克·普拉诺等说：制度是“在有关价值框架中由有组织的社会交互作用组成的人类行为的固定模式。”[2] 政治学家安德森认为：“一个制度是指一套长期存在的、人类行为的规范化模式。”[3] 舒尔茨先生作为最早对“制度”进行研究和明确界定的美国学者，也在其《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明确指出：“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4]而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则对制度做了更为具体的阐释。他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5] 又说：“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和竞争关系。”[6] 可见，制度既包含法律规范、权力规范，也包括道德规范、非权力规范，二者缺一都不是完备的“制度”概念之内涵，也不是“税制”概念的科学内涵。 　　或许我们可以说，“税制”的狭义概念是指一种应该且必须如何之权力性规范的总和，是国家与国民间关于公共产品交换的法定权利与义务之权力性规范的总和。具体说，“税制”是指国家应该且必须如何筹集生产公共产品之款项，国民应该且必须如何给国家交纳税款——法定权利与义务——即权力性规范总和，从而交换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之权力性规范总和。但“税制”的广义概念，无疑既应包括“应该且必须”如何之税收法定规范、权力性规范，也应包括“应该”如何之税收道德规范、非权力规范。因此，全面地看，“税制”是指国家与国民间关于公共产品的法定及其德定的权利与义务规范的总和，是国家应该、应该且必须如何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国民应该、应该且必须如何为国家交纳税款的法定及其德定权利与义务规范之总和。因此，本文采信“税制”的这一概念，后续探讨税制与幸福的相关性，也以此概念为基准。 　　当然，税制有优劣、先进与落后、完备与不完备之别。优良的、先进的、完备的税制，就国家而言，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创建税制终极目的之税制，也即有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终极目的实现之税制。由于国家由“土地、人口、主权”三者构成，因此，优良的、先进的、完备的税制，也就是有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终极目的之实现，有助于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生存与发展终极目的之实现。就国民而言，优良的、先进的、完备的税制，也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每个国民福祉总量之终极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