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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和法国史研究 　　章士钊不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没有专门的历史学著作，而他的历史思想都隐含在他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当中，他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所处时代的客观条件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 　　其中，法国史是章士钊研究最多的世界史部分，这一方面固然与法国大革命对世界史发展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因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火山爆发出的智慧之光点亮了世界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火焰，章士钊对先贤们构筑的民主社会图景心向往之；更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背景与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有相当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大革命前中法皆为封建专制集权历史较长且较稳固的国家；都有资产阶级发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制度；革命初步成功之后国内都是党派林立竞相争权，政坛思想混乱，各种政治派别各抒己见、纷争扰扰，且各不相融、甚或好同恶异,排挤异己；甚至都在相同的政制问题上发生争执（如:地方分权还是中央集权、代议制还是总统制等等）；而且都有复辟和掌握大权的军事领导人称帝的情况发生。而最终结果是法国在拿破仑三世倒台后，迅速整合了社会力量走上了稳定繁荣的民主政治道路，而中国在当时的章士钊看来要走上这条路还是遥遥无期，这必然引起章士钊的极大关注和反复思索，希冀从中找到中国民主富强之路的答案。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章士钊对法国史的解读和总结表达了他这样的几种思想： 　　 　　（一）政治体制应该“尚异”――反专制 　　 　　“尚异”，即尊重差异、容纳差异、保持差异。章士钊调和论的核心理念就是提倡尚异。他认为大凡一个社会，总是存在相异的利益、思想、情感等，这些相异之处，是事物的本来属性，是不能加以抹杀和消灭的。他说:“盖社会上之情感、利害、嗜欲、希望，决难同一。所谓物之不齐，乃物之情，必勉强以齐之，必且横决而不可收拾。庄生著齐物论，意在以不齐为齐，诚为笃见。故调和之为物，乃天理人情之至。’”由此，他一再强调，在社会生活中尤其要提倡尚异。他不仅把尚异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而且视为社会进步的原因，说:“所见不同者，人之情也;士论不一者，国之华者”。①而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中王党犯了很多错误，最终导致国内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专制体制封建专制制度恰恰是调和的反面。因为:“专制者，强天下人悉同于己也”。②封建专制者好同恶异，把自己的利益、思想、情感强加于其他人的利益、思想、情感之上，要求其他人的利益、思想、情感与自己的保持高度一致并完全服从自己，这实际上消灭了其他人的利益、思想、情感，也就是说消灭了自己的异体，由此也就失去了异体的有效制约或有益补充，必然会窒息自己的生命力或活力，为毁灭自己创造条件。所以，“专制为物，实含有自贼性于其中”③他在一些文章中引用了这样一些历史材料作为佐证： 　　 　　（1）反封建专制 　　（见于章士钊全集3《凋和立国论上》259―262页）他首先指出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削夺法国贵族权利进行中央集权，最终及所有大权于一身，而且不顾议会宣言，不召开三级会议，在路易十四、十五两朝迭征新税，完全忽视三级会议。专制之权达于极盛，天下一时无二。实际上则为因为“不解调和之道’迷信强权和暴力，肆行封建专制与独裁，反而为百年之后造成革命既起无“诸侯无力以救之”的局面，埋下祸根。他写道：“英事然矣，法兰西则适得其反。盖法者昔为君权无对之邦，路易十四发为朕即国家之言，即与民权宜战之牒。大革命不於他国，而独起於法，决非偶然”。 　　接下来他又以1789――1793第―次革命时期路易十六与三级议会冲突过程为材料详细地分析了法国的大革命史，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国王路易十六不懂的调和之道，不知“尚异”，如果他不是那么好同恶异、一意孤行的话，不但革命可以避免他本人也免遭刑戮。他首先说明是1789年5月，当三级会议召开，三个等级向国王呈递陈情书，要求国王进行和平改革，并未有意夺国王专制之权，反而在陈情书中还表达对于王室忠诚。这是路易十六消弭革命火苗的第―次机遇。假如此时他坦诚与三个等级合作，对自己的某些非根本性的权威稍作让步，革命很可能就可避免。但路易十六对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不懂调和之道，死抱着专制权利丝毫不放，对第三等级代表提出的让三个等级代表共同开会的要求不屑一顾，更横加强制和欺辱。于是政治势力中的另―个极端，革命性最强的第三等级代表宣布自行组成国民议会，并宣誓不制定―部宪法并将宪法付诸实施，决不解散。这时全国有三派政治势力，专制派以国王为首，意图镇压革命，维护绝对专制：革命派要求根本废除国王、实行立宪、无限自由：而国民议会一派，则持折衷态度既想彻底革命引发政局不稳、国家动乱；又想争取权利实现制宪，是比较崇尚调和，温和、缓进的。这时路易十六又有一次机会消除即将爆发的革命浪潮。如果他懂得调和之原则与国民议会派合作、并利用其政治力量提携之，则争取到了大多数政治力量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