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和陈寅恪治学理念和方法略论.docVIP

王国维和陈寅恪治学理念和方法略论 　　内容提要　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过程中，王国维主要起奠基和开创之作用，而陈寅恪则进一步给予发扬光大，并在王国维去世后坚持他和王国维提倡的学术理念和治学原则。在治学过程中，他们二人均极强调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并更加注重学术上的新发明，力避因循旧说。但在材料的使用上，两人侧重点稍有不同，一更重视新材料，一更重视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而他们的最终旨归完全一致，即致力于现代中国学术的独立和进步，并进而探讨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 　　关键词　王国维　陈寅恪　学术理念 　　作者刘克敌，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杭州310036)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及从西方引进之人文社会学科的初具雏形，大致完成于20世纪的最初10至20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大师级人物做出了巨大贡献，王国维和陈寅恪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王国维从事学术研究并出成果始于20世纪初，较陈氏约早20年，且此时正是西方文化全面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因此，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过程中，王国维主要起了奠基和开创之作用。而陈寅恪则进一步给予发扬光大，并在王国维去世后的漫长岁月中一直坚持他和王国维提倡的学术理念和治学原则。本文将对上述内容给予简要论述，并试图分析他们在一些重大治学问题上的前后呼应和某些微妙差异。 　　 　　一、发现之学与发明之学 　　 　　中国传统学术，既重发现，也重发明。相比之下，发明比发现更为难得。盖发现是所谓的从无到有，只要有新材料出现，就能说有新的发现。而发明则往往是材料仍为旧有，但能从中看出新问题并得出新的观点见解，自然更为难得，也由此对研究者之眼光和研究方法有更高要求。总之，二者区别大体如王国维所说：一是悬问题以觅材料(王氏此言其实是针对胡适、顾颉刚等人)，一是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而二者关系实质上就是新旧材料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近现代学术理念已经对传统中国学术产生重大影响，此时又恰逢敦煌文物大发现、甲骨文出土及清廷之大内档案流出等，使得当时中国学术界之佼佼者罗振玉、王国维等有了大展身手之机会，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一时震动域内。盖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当时几乎都已具备，诚所谓中国学术发展之黄金时代也。不过，王国维并没有对这种状况感到满意。相反，他认为中国学术这种表面上的繁荣，究其然不过是又一次受动性文化接受过程，缺少对自身缺陷的深刻检讨。所谓“受动”者，就是基本上只能被动地接受而缺少主动地选择和改造。而且，鉴于当时中国学术的现状，王国维甚至以为“即谓之未尝受动，亦无不可也”。正是王国维的清醒认识，使他成为较早意识到与其被动接受西方，不如主动地对传统学术理念进行改造并吸收西方学术思想的学者之一。陈寅恪1919年留学哈佛时，就已指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而且，他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认同王国维的看法，坚持认为那时的中国学术界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社会科学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非乞灵于外人之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日士而优则学，学而优则士，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至于原因，他们不约而同地归因于国人的急功近利态度，从小处看是误把学术当作获取个人名利的工具，从大处看则是导致在引进西方学术时普遍采取的短视行为。此外，他们也看到，面对蜂拥而来的西方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以及不断问世的新史料，学术界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倾向。借用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黄侃的概括，就是“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日郢书燕说之病。一日辽东白豕之病。一日妄谈火浣之病。”上述三病，出处都为古典，大致意思是治学中要么曲解原意，以讹传讹，要么穿凿附会，少见多怪，一味求新求怪，而无视事实真相。 　　针对这些状况，王国维、陈寅恪除坚持治学严谨、方法科学、考证严密外，也更加重视“发明”之学。王国维认为，当西方文明破门而入，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相互激荡，相互发明”。针对中西文化不合之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指出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如同诸子之学与儒家的关系，“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在两年后发表的《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认为：“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时之用者，哲学与美学是已。”又说：“哲学与美学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