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和俄罗斯流亡诗人诗学关系研究.docVIP

王家新和俄罗斯流亡诗人诗学关系研究 　　[摘要]王家新的诗创作与诗评在当代诗坛上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光芒。鉴于他的诗歌创作诗评界已多有论述,本文另辟蹊径,旨在通过对他的诗论与几位一直出现在他的视域中的几位俄罗斯流亡诗人主要诗学观念的梳理和比较,得出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以求更深地理解王家新的诗学渊源与特点。 　　[关键词]王家新;俄罗斯流亡诗人;诗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738(2009)05-0072-03 　　 　　在20世纪90年代诗坛上,无论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言人之一,还是作为一个诗评家,王家新都占有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其“运思深邃、笔意沉痛”的诗为嘈杂纷繁的90年代诗歌提供了一个模本。评论家程光炜曾有言:“米沃什、叶芝、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流亡或准流亡的诗歌命运是王家新写作的主要源泉之一,同他不少有趣的文化随笔和诗学文章一样,前者与他的思考形成一种典型的互文性关系;正像本雅明有‘用引文写一部不朽的著作’的伟大遗愿,他显然试图通过与众多亡灵的对话,编写一部罕见的诗歌写作史。” [1]确乎如此。王家新在实利性写作、肉身化写作、非文化写作及所谓的纯诗写作、超语境写作等等大行其道的当代诗坛,与一直出现在他的视野中的20世纪俄罗斯流亡诗人们一样,王家新采取的是对时代和历史积极承担的诗学态度,这使他的创作和批评都具有一种开放式的风格与结构――不断地向生存、文化和语言敞开。在“影响的焦虑”下开拓了诗歌写作与批评的诸多可能性,对当代现实和精神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 　　早在80年代中期,王家新即在《人与世界的相遇》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就一个诗人来说,在平时他只是一种现实存在,只有在某种与世界相遇的时刻,他才成为“诗人”。因为这种相遇唤起了他内在的精神性和感知力,使他产生了与某种“存在”的呼应,从而超越现实生活而进入诗中[2]3。由此可见,他要求主体充分地感知世界,要求“世界进入主体并且被主体所渗透” [3],要求诗人对现实存在的一切予以承担从而给予言说。这样的一种将个人置于社会文化历史视野之中――历史的个人化,或说个人的历史化的诗学追求,使切近的现实境遇与深广的历史境遇合一的诗学视角,在个人与时代二者之间努力地保持着一种理智的审视与对话的姿态,而同时又以一种“彻骨的荒凉感”、秉持着“诗人的良知”观照意识形态与商业大潮中的诗人与诗本身的命运,使人强烈地感受到王家新的诗歌精神中深刻的“流亡者意识”。“虽然游离于时代之边,而其实流亡在时代之外”――正如刘小枫所说:“如果既不认同于总体言说的知识类型,又不愿意离开故土,就只有内在的流亡。”[4]使得他在精神趋向与作为诗人的存在方式及个体言说方式在中国当代诗人中是不那么合群的,而却与俄罗斯典型的一批流亡诗人有着惊人的相似。纵然王家新近些年的诗学批评及创作已渐渐地从极端追求个人的绝对精神而步入更舒缓的、更具包容力的境界,几位流亡诗人留给他的精神印迹仍是他创作精神中抹不去的底色,他们就像从多雪的俄罗斯土地上越过斑驳歪斜的松木篱笆一波一波传来的冰冽而晶亮的古老钟声,悠缓地曲经年岁与历史的隧道,最终悄悄而持续地跟随在一个中国当代诗人的身畔,于是,王家新诗学中几个基本的语汇隐约都有着他们的影子。 　　蓝棣之先生曾在概括21世纪诗歌写作的几种可能性时将王家新的一个“基本信念”归为:“诗歌自身的不断重写与变通” [5],这种“重写”与“变通”即“从文学中才能产生文学,从诗歌中才能产生诗。荷尔德林在里尔克和策兰那里要求着再生,而埃利蒂斯为了他自身的存在,不得不把荷马再一次请出来。”即“需要一个传统以创造我们自己”,“诗人必须自我挑战,必须再经历他们自身的变形记。”[2]35王家新的这种理论既是他自己创作经验及诗学追求的结晶,又在精神上与曼德尔施塔姆隔时空而声气相通。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一位有着异端色彩最终因写作反斯大林的诗而遭受流放命运的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遵循“新古典主义”的诗学。“我要奥维德、普希金、卡图卢斯焕然一新,而不会满足于历史上的奥维德、普希金、卡图卢斯。” [6]这与王家新的诗论几乎如出一辙,而这一定程度上又与王家新一直以来反复提到的诗歌文本的“间离”、“互文”性质相通:“文本的间离性关注的是怎样与语境发生一种互文性关系,怎样把自身与他物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它的意义也只能从这种间离、互文关系中引出”[2]207,认为“诗歌进入90年代,它与西方的关系……由以前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变为一种对话或互文关系”, “不是在封闭中而是在互文关系中显示出中国诗歌的具体性、差异性和文化身份的写作,是一种置身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语境而又始终关于中国、关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写作”,“在实质上是一种向我们自身的现实和命运‘致敬’的文本”[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