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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胡适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比较论 　　内容提要　作为二十世纪初期著名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有诸多异同。这些异同既反映了一代学人在文学史学科初创时期各自的深刻识见，也彰显出文学史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境遇。对王国维、胡适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作一比较，对于厘清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踪绪，建构民族特色的文学史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　王国维　胡适　文学史　比较 　　作者刘召明，文学博士，山东财政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济南250014)范瑞雪，文学硕士，山东财政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济南250014) 　　 　　王国维与胡适同为一代学术宗师，又有交游、论学之谊，共同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文学史学科的角度看，王国维、胡适都撰有文学史著述，对中国文学史表达了各自的识见，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从比较的角度看，因文化立场、学术背景及治学路径的不同，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观念与文学史研究方法上存有较大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展现了中国文学史学科现代化进程的某些特点。因此，对王国维、胡适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作一比较，对于深入认识中国文学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境遇，厘清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踪绪，建构民族特色的文学史学科，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一、学科视野：纯文学与杂文学 　　 　　　作为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奠基人，王国维1912年发表了《宋元戏曲考》。这是中国第一部分体断代文学史，其撰著缘起、方法与体例集中体现了王国维的文学史观念。此外，他的《人间词话》、《文学小言》、《红楼梦评论》等著述也零星体现了其对于文学史规律的思考与探求。胡适则撰有《国语文学史》与《白话文学史》两部著作，这两部文学史打破了传统文学史的编著体例，以“双线文学”的观念考察了中国文学史发展演化的进程。此外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词选》等著述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其文学史观念。 　　王国维与胡适文学史观念的不同首先表现在对文学史核心概念“文学”的认识上。王国维受西方文艺美学思想影响，引入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纯文学”概念，而胡适为了倡导新文化运动，则以白话文学为本位，将某些“杂文学”种类划入文学史研究的范围。 　　中国文学史学科是现代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的建立是随着“文学”学科自西方舶来后开始的。因为我国古代的“文学”是一个十分驳杂的概念，有时指文献典册，有时指文章、学术，有时指官职、学人，具体涵义难以辨别。所以在早期的文学史著述中，“文学”即表现为一个涵盖中国学术、文字、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体系。1904年第一部国人自著的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中，即自文字、音韵起讲，接以诸子经学，后分述汉魏至唐宋各代文体。稍后的黄人《中国文学史》则包括了金石碑帖、制诏策谕等内容，亦无显明的现代“文学”学科意识。现代意义的“纯文学”观念，是“由于梁启超、王国维、蒋智由、金天翮、黄人……连续不断地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引进和宣传了西方的纯文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其中，王国维贡献尤大。王国维引进康德、叔本华的艺术哲学理论，以文学的“游戏”本质为依据，形成了超功利的文学观念。针对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政教工具论，他提倡文学“无用之用”，即不关乎政治、道德的功用。“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他指出，“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王国维认为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审美主体毫无利害的审美观照之中，从而消解痛苦与欲望，达到精神解脱的境界。他提倡文学的独立地位、独立品格，以保持文学超功利的审美功用，彻底否定了千百年来把文学作为政教工具的传统观念。在中西文化碰撞、新学旧学冲突的二十世纪初期，这些言论和观点是振聋发聩的。因此，王国维在超功利的文学美学观指导下，能够独辟蹊径，力排众议，摆脱文学工具论的传统观念，表现出了极大的学术勇气与深刻的学术识见。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对近代“纯文学”观念的形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国维在以“纯文学”观念观照中国古代文学时，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升了戏曲的地位，把戏曲推入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序列之中。作为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奠基人，王国维针对戏曲“托体稍卑”的世俗偏见，撰著《宋元戏曲考》，改变了中国戏曲自来无史的局面。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没能继焉者也。”。单就这一表述而言，似无多少创见。但如果把这一表述放进“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