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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莫和俦教育思想特点 　　【摘 要】莫与俦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把教育当成自己一生的追求，以传承文明和弘扬文化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其教育思想特点主要体现为四方面：一是以儒家信条为准则，把学会做人放在第一；二是批判科举取士的流弊，注重知行结合；三是强调循序渐进，提倡因材施教；四是重视家庭教育和书院教育的作用。 　　【关键词】莫与俦；教育思想；特点 　　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出生在贵州独山一个书香之家。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再加之自己的勤奋好学，嘉庆三年（1799）中进士，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六年（1801），任四川盐源知县，嘉庆九年（1804），其父病故，辞官回乡照顾年迈母亲。此后，在家乡一边侍奉母亲，一边在紫泉书院担任主讲。道光二年（1822），其母病故，次年出任遵义府学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在遵义19年的教育生涯。道光二十一年（1841），莫与俦病逝于遵义府学学舍，享年79岁。 　　莫与俦将其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晚年为遵义的文化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沙滩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他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一、以儒家信条为原则，把学会做人放在第一位 　　莫与俦的教育思想属于封建教育范畴，主要强调儒家的“修治齐平”。而儒家的传统教育重视对人格的培养，始终将人格培养放在教育的核心地位。莫与俦提倡儒家“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的思想。他指出：“贫而安于贫，虽贫何病？”“安于贫”不是要听任其贫困潦倒，而是要有自食其力的能力，谋生要凭自己劳动所得，千万不要损人利己、作奸犯科，应具有良好的品格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他主张读书人不但要遨游在书海之中，更重要的是要有“治生”的本领，不管是教书，还是从事农业，最重要的是要自食其力。另外莫与俦把学会做人放在第一位。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端正学习动机，树立正确方向。在其所著的《示诸生教一》中，他说：“学之为道，莫先于正趋向，趋向不正，虽其胸贯古今，亦是小人。”对于一个从事教育的人来说，最根本的立足点在于为国家培养有真才实学和道德品行高尚之人；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放在首位的应该就是要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他教导士人“趋向之正不正，视乎义利之明不明”，“悉心于义利间，而知经世取士，非专为科名设也”。如果读书人不明白其义利之间的关系，纵容其势态的发展并丧失了正确的学习方向，任其随波逐流而没有节制，就会像是无靳之车，无舵之船，最终只会落得车翻舟覆的结果。这就要求读书人要摆正读书的正确方向，正确处理义利之间的关系，不可一味地追求科名利禄。莫与俦的教育思想有其固守正统的一面，在他立身行事中表现出一种对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和封建统治方式的忠诚。清代所施行的是传统教育，莫与俦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再加之，沙滩地处偏远的贵州，条件又极其艰苦，以及身处于社会的中低层，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农业生产也就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他将耕读传家作为一种传统。 　　二、批判科举取士之弊，注重知行结合 　　对于科举这一选拔制度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一种渠道，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使一些有识之士在政治、经济或者是文化领域施展其才能，成为了治国安邦之良才。然而，科举制度在考试内容和方法上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使一些真正有才干的人被拒之于政坛大门之外。封建教育培养的众多读书人大多是奉行“学而优则仕”，而这种思想也在人们的心底根深蒂固。清科举考试形式为八股文，士人为了能在这根通往仕途的独木桥上崭露头角，从其接受教育伊始，就已经在潜移默化中被言之无物的八股程式所束缚。莫与俦曾经也经历科举而走上仕途，在这一路的披荆斩棘中，科举对于读书人的众多弊病，他身有感触。在《示诸生教·三》中，他指出：科举导致“性灵锢蔽，精神虚掷”，只求“干进”、“趋时”，正可谓“科举之学，坏人心术”，要求诸生努力打好基础，“自抒心得”，方能“根深叶茂，骨沃光华。”在《示诸生教·二》中，莫与俦还提出：“读书当求实用，非徒诵章句为词章也。”读书要思其所用，他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莫与俦轻视书本知识与间接经验的作用，他反对的是脱离社会实践，“死守章句”的读书方法，主张读书之时要有独立的思维，对所读之物有所思考，不要信奉古书中所说的一切，让古人之言制约了个人的思想和言行，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任何时候，人都要知理、明理、行理，把读书与行事结合在一起，让价值观接受一次次的洗炼，才能使心似瀚海。读书之根本在于“言言而求之身，事事而思其用，则读一卷书，自有一卷书之益也”。 　　三、强调循序渐进，提倡因材施教 　　教学要想取得良好效果，就必须遵循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实际，要有步骤、有次序地进行，才能使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