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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法治观探析 　　荀子与亚里士多德分别是中西传统政治理论基本框架的建构者，却又都是学术史上显眼的争议人物。二者共同站在了中西传统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上。在温和的道德不足以维系人心、应付社会情势变化的现实面前，二者都放弃了单纯的理想之治，转而开创性地强调规范、制度的强制性对社会秩序的作用，较前人更加肯定和突出了法治的重要性。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对法治的强调丝毫没有动摇其思想体系中德治的根本性地位。二人均坚守着古典政治的根本精神，他们的坚守和妥协，带给我们关于人类思想进程的双重启发。 　　[关键词]荀子；亚里士多德；法治；德治 　　[中图分类号]Ｉ0－0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1－0064－04 　　钟世娟（1981―），女，江西宜春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政治思想。（江西宜春336000） 　　 　　荀子与亚里士多德分别是中西传统政治理论基本框架的建构者。谈到荀子对后人的影响，谭嗣同说：“二千年之学，荀学也。”[1]（Ｐ337）梁启超道：“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学。”[2]（Ｐ61）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结构深深地影响了后代，他创造的概念术语是现代学术发展的媒介，即使是反对者在批判他时也只能用着他的语言。但同时，荀子与亚里士多德又都是备受争议的人物。这种现象，缘于一个共同的原因，即他们与前辈思想的巨大分歧。荀子与孔孟，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纠葛，注定是思想史上永远的话题。荀子与亚里士多德在这场纠葛中的地位，又是二者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不可否认，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后一位古典政治哲学家，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一分子。然而，他们也确实分别站在中西思想进程的一个转折点上，这个转折点，即由绝对的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折。从对于二者法治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的思想特征。 　　对法治的强调，是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一个显著的共同点。荀子开创性地在儒家思想史上“援法入礼”，创立了其影响深远、具有鲜明特色的“隆礼重法”政治学说；亚里士多德则被誉为西方明确系统提出法治的第一人。让我们来分别总结一下二者的法治思想。荀子提出：“法者，治之端也。”①（《君道》）法是治理好国家的开端，是实现治国的途径，“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致士》）。治国必须重法，有法才有治国的可能。儒家以礼义为根本，荀子却说“治之经，礼与刑”（《成相》），把法提升到与礼同等的水平，认为二者都是衡量曲直、判断是非的准绳，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荀子十分重视法律对治国的作用，提出了“法义”、“法数”等重要概念。法义是指立法的精神和原则，法数指法律的运用技巧。法如何得以推行呢？荀子提出了功德与爵位、刑罚与罪行对等的法制原则。一方面，要掌握“庆赏刑罚欲必以信”（《议兵》）的分寸，做到“无功不赏，无罪不罚”（《君子》）即赏罚分明；另一方面，又要力求“刑罚不怒罪，爵赏不输德”。否则，“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正论》）。而且，这种赏罚的执行必须“外不避仇，内不阿亲”（《君道》）。法律具有的这种性质，正是其抑制私欲，使社会得以规范运作的条件。所谓“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修身》）。此外，荀子提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正论》）。对于罪孽深重的“暴恶”之人，施以重刑是政治获得治理的表现；对那些冥顽不化之徒，即便是尧、舜这样擅长教化的圣人，也无法感化他们，必然加以“大刑”。否则就会纵容作恶，国家就不会安宁。必须注意到，荀子的“法”大多时候指的是刑法。法律即国家如何实施刑罚的规定，这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从来没有改变的一个概念，究其根源，自然与其生长的环境、系统密不可分。 　　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曾说，城邦作为一个“轮番为治”的公民团体，“必定是‘宪政国家’或‘法治国家’”[3]（Ｐ19）。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法治观确实生长在一片截然不同的土壤中，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包含着个体成员的权利义务、公共事务处理程序以及对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无巨细的规定。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遵守法律就是遵从公正。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必须合乎法律，一个违犯法律的人就被认为是不正义的，一切合法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正义的[4]。在一个城邦中，立法是最关键的政治活动，议事、审判等都是附属性的。一个好的政体就应该颁布体现城邦共同利益的好的法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变成最恶劣的动物。逻各斯和道德无力使多数人追求高尚和善，因为“多数人都只知恐惧而不顾及荣誉，他们不去做坏事不是出于羞耻，而是因为惧怕惩罚”[5]。亚里士多德同意柏拉图关于“一个立法者必须鼓励趋向德性、追求高尚的人，期望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