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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及其实施和保障制度研究 　　摘 要：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明确确认。研究环境权的实施及保障演进态势，既是落实环境权的题中之义，又是阐明环境权范畴的有力工具。 　　关键词：环境权；环境权实施及保障 　　 　　一、环境权及其相关问题的提出 　　 　　环境权的产生与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改造自然到达一定深度，引起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危及人类自身时而提出和产生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环境中心主义”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如臭氧层空洞、土地沙漠化、酸雨袭击、转基因污染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众多不便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思考。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发表《人类环境宣言》，宣告：“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迫切任务。” 　　公民环境权的具体主张是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在1960年首先提出来的。他针对有人向北海倾倒放射物质的行为而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的环境的决定，从而认为这是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同年，在美国就公民的环境权问题，引起了一场令世人注目的大讨论，确立了“公民享有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这一原则，在法理上产生了环境权这一新的权利观念。 　　环境权理论一经提出便备受推崇。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环境权主体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生态功能权利和承担的基本生态功能义务。[1]在全球环境与资源日益突出的今天，强调与完善环境权的法律保护，把环境权的实施与保障纳入法制的轨道也变的日益迫切。纵观当今与以往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环境权的实施与保障呈现了新的演进与态势的状况。 　　 　　二、环境权实施及保障的演进与态势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权”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法律和学者著作中。在全球范围内，逐渐露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环境权领域，注重和强调道德与精神取向的环境共享权，越来越严格地限制财产和物质取向的个人，并通过创制一系列新的程序工具来保障环境共享权的实现。有学者从“人权”角度阐释环境权，并使环境权、传统民商法上的个人财产权和人权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环境问题下，在欧盟、北欧和其他地方，公民的个人权利在环境法理念指导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 　　审视当下的研究与实践，笔者总结出在关于环境权实施及保障方面呈现了以下主要几个特征： 　　(一) 环境权的确认与拓展的困境 　　环境权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环境权概念的界定及明确其内涵与外延是阐述环境权的最基础的工作；同时，这也是落实环境权的实施及保障的前提条件。所以，在本质上来讲，环境权的确认与拓展也是环境权实施及保障的演进与态势的内在内容之体现。从广泛意义上来说，环境权和公民环境权是同一概念的。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有在良好的生活环境中生活的权利。[3]《人类环境宣言》规定：“人类有在一种能够通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世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标志着公民环境权已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成为公民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从法律意义上讲，公民环境权关系，即公民的环境权利与国家环境义务，已经完全不同于法学界过去惯常所称的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和对等性，而体现为一种鲜明的权利义务的错位和不对等性，即权利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无法利用现有的法律程序获得和维护自己的环境权，必须依靠国家自觉积极的义务行为以及国家制定特殊的法律规则才能实现其权利。导致这种权利义务错位的原因，主要来自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一种特殊的关系：自然法则高于社会法则，社会发法则必须遵循和服从自然法则。只有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得以确立，才可以解决公民环境权无法落实的问题和未来一代的环境权无法落实的问题，从而，彻底解决环境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权利主体的权利含糊和义务主体不明确的问题。由于传统民事权利的设计有所欠缺，传统侵权法的制定先天不足，以及传统宪法基本权利的设定有所不足，已无法适应环境时代的需要，而对其改造，又恐破坏原有体系的严谨，使受其保护的那些权利得不到妥善的保护。因此，必须突破传统法律上午藩篱，另辟蹊径，创设公民环境权以全面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4] 　　(二) 环境法是环境权最有效的确认和实施保障方式 　　环境权的确认有环境政策、环境法律和环境道德三种方式。其中政策具有宏观性、指导性的特点，和环境权的法律确认相比较为抽象，不明确，不具体，不系统；和环境权的法律方式确认方式相比，道德是一种不成文与成为相结合的规范，系统性不强且判断标准较为模糊。因此，在法治社会里要保证环境权的行使，作到有法可依，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法来确认环境权的内容、行使与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