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现实之维所有权社会化之探索.docVIP

理想和现实之维所有权社会化之探索 　　摘要：法学意义的所有权社会化强调所有权应受公共利益的限制，公共利益正是其正当性所在。因担心该理论滥用致私人财产权损害而回避该理论，与实践中的大量“社会化”事实并不相符。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规范所有权社会化的实体与程序性条件，既保障公共利益得以成就，又防止政府等公权力过度介入私人财产权领域。 　　关键词：所有权社会化；公共利益；财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5―0118―05 　　 　　民法上的物权，强调权利人对特定物的直接支配性和排他性，以保障物权人享有、行使权利的绝对与自由。效力强大的物权概念激发了主体对财产的欲求，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所有权神圣与契约自由、过错责任，构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现代民法为弥补“所有权绝对”观念之不足，创设“所有权社会化”学说，强调所有权行使必须遵守法律规定，不得滥用权利。从“所有权绝对”到“所有权社会化”的发展，被视为现代民法对近代民法基本原则的修正之一，体现了现代民法的时代特征。 　　中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部分民法学者基于中国所有权观念淡薄的理由，对“所有权社会化”心存疑虑，认为“当前讨论私人所有权社会化问题为时尚早”，并在学理与应然层面给予论证。然则，现实中发生大量土地征收、对非国家所有的财产限制，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倡行着所谓的“所有权社会化”。究竟是抛开凡俗杂务地清谈“中国物权立法不宜规定所有权社会化”，还是直面事实地规范“所有权社会化”，是当下理论指导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所有权社会化”之界定 　　 　　经济学中“所有权社会化”的概念，主要用于描述在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变中，所有人对财产的关系由“所有和利用的统一”向“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历史转变。法学中的“所有权社会化”则描述着近代民法“绝对所有权”观念向现代民法“相对所有权”观念的转变，其典型代表为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之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因此，法学意义上的“所有权社会化”，是对绝对所有权的修正，强调所有权应受公共利益的限制。 　　法学中“所有权社会化”的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仅应为个人的利益，同时亦应为社会公共利益；(2)主张所有权本身包含义务成份，即“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3)国家于必要时得依法征收或征用个人所有的财产；(4)所有权的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目的，这是法律处理权利人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否则，应对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上述第一种观点是“所有权社会化”的理论源泉，即首倡社会所有权思想的德国学者耶林(Jhering)在《法律的目的》一书对该理论的表述；其后学者基尔克(Cierke)继承耶林的思想，主张以日尔曼法之传统精神为立法基石，更加力倡社会所有权思想。他在《德意志私法论》(第2卷)一书中指出，所有权绝不是一种与外界对立的丝毫不受限制的绝对性的权利，相反，所有权人应“依法律程序”并“顾及各个财产的性质与目的行使其权利”。第二种观点是上述理论的立法表述，在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中加以确立。 　　第三种观点是现代社会“所有权社会化”的最主要表现，即以财产征收为典型代表，实践着“为公共利益而限制私人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理念。《物权法》第42条也强调不动产征收应当“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该种理解仅局限于财产征收或征用，相对狭隘。第四种观点本质上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体现，不仅所有权，而且其他权利，都不得损害他人利益。 　　总之，法学意义上的“所有权社会化”，是指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于法律上对所有权的限制。按照大陆法系公私法的划分，这种限制可以分为公法限制和私法限制。对所有权的公法限制，既典型地体现在对不动产的征收与征用，也表现在“公私交融、以公为主”的经济法对所有权的限制方面；对所有权的私法限制，在民法上主要表现为基于诚信原则衍生的“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以及他物权的限制。 　　民法学者首倡所有权社会化学说，其阐述视角主要是社会现象的描述和历史过程的转译归纳，基本立足点仍然是强调所有权神圣，而所有权社会化只是一种修正，本身包含在所有权的基本框架之内。“近代民法发展到现代民法”对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民法的逐渐限制，在西方法理学中将此过程归纳为“法律社会化”或“民法社会化”，而将现代民法称为“社会本位的法”。 　　经济法视域中的所有权社会化，并非是所有权规则的注脚，而是在尊重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调整，也即所有权与社会化制度两者并举，其出发点是不断协调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既在必要时以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