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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参和临时救助思考 　　[提要] 我国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着部分专项制度空白、支出型贫困凸显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临时救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兼具兜底线和救急救难、拾遗补缺性的作用。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温州临时救助制度的创新发展模式，同时也存在着政策知晓率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机制不健全、救助标准设定的随意性、政策之间缺乏必要衔接机制，以及救助效果有待提升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未来应该提高救助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形成社工对救助对象的需求发现机制，不断完善质量，确保救助服务质量，提升救助效果。 　　关键词：社会力量；社会救助；温州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1月22日 一、总体概述 　　临时救助工作作为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倡导“全面实施”之际，在临时救助工作中引入社会力量也成为了社会、政府官员和学者们广泛关注的议题。 　　（一）政府不是万能的。在社会救助领域，政府适当放权于社会、个人等社会力量，有利于社会问题有效、便捷和深入解决（刘学京，1996）。我国的反贫困任务依然艰巨（谢永行，2004），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存在会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的威胁（任云兰，2006），因此要采取一定措施来救助社会弱势群体。而政府提供的救助覆盖人群存在盲区（张文军，2009），救助仅限于现金或实物救助（刘喜堂，2011），而社会力量能提供多元化的救助模式（刘喜堂，2014），有利于社会力量和政府职能的承担和发展（张文军，2009），孵化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同时，化解政府效率低下、主管部门负担重等问题，加速政府部门职能转型，更有利于做好救助保障工作。 　　（二）社会救助工作呼唤社会力量的介入。加强政府救助功能的同时，要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给予参与者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任云兰，2004），鼓励社会组织和公民一同参与，保证社会救助顺利实施（张秀兰，2013）。此外，洪大用（2013）、孟庆瑜（2013）也提出要鼓励社会组织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并且设立激励机制进行正确引导。要通过税收优惠（丁祥艳和杨乃良，2006），救助服务转包、财政资金补贴、允许设立私立救助基金会（朱勋克和余友根，2007）等方式，做好扶持激励工作（陈卫红，2014）。 　　（三）倡导社会力量参与临时救助工作。“救急难”需要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有效衔接（关信平，2015）。同时，由于急难救助的快捷性、灵活性、低规则性和小规模性等特点，有利于社会组织以多种方式参与急难救助。比如，资金方面补充、建立品牌项目、提供全科式紧急救援、结合自主和受托服务。需要构建基层协同救助机制，发挥救助制度的联合资助效应，最大限度减轻困难家庭的各项负担（谢快生，2015）。 　　（四）政策法规、实践和理论界广泛呼吁社会力量介入救助工作，但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难以把握，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定位不准。当集中不同的资源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彼此之间是合作关系；当不止一个部门的组织提供相似服务的时候，就是竞争关系。另外，从当前学者的研究来看，存在着平等的合作关系（高文敏，2004；丁祥艳和杨乃良，2006；贾霄锋和许营，2014）、“上级”（政府）与“下级”（社会组织）的关系、“父亲”与“儿子”的关系、“老板”与“伙计”的关系（任云兰，2006；肖莎，2010；刘传铭，2011）以及“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等关系。而且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中，政府的资金占到5%～100%不等，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亲疏远近关系，并且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是否被政府所认可，被政府认为是重要的，都是不尽相同的。 　　另外，在社会力量专业化资质方面，参与救助管理的社会力量必须是高素质、专业化的，并且具有明确的法人地位（唐钧，2014），要以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主，提供物质救助、心理疏导等服务（王思斌，2014）。首先，应该建立好信息沟通机制（刘传铭，2011），对接好被救助对象和社会力量的“供求”信息，方便困难群众“求助有门”的同时便于社会力量“救急难”（熊跃根，2014），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信息技术保障（陈卫红，2014）；其次，要做好制度衔接工作。要发挥社会组织来“缝补”政策缝隙（肖莎，2010），弥补社会保障中的供?o不足（徐云峰，2011），参与到相对贫困人口的援助工作，减少“断层”现象；最后，要做到依法办事，健全救助工作法律制度（唐天标，2012）。 二、“温州模式”：临时救助的创新发展 　　温州市自2011年颁布《温州市城乡困难居民临时救助办法》，开始全面实施临时救助工作。2012年各地对办法进行了补充细化和完善，缩短了审批时限，将整个审批时限控制在7天以内。2013年温州市突破了户籍限制，率先启动对外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