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规范化和检察机关刑事抗诉工作问题之初探.docVIP

量刑规范化和检察机关刑事抗诉工作问题之初探 　　2010年10月1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及《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文件的实施，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刑事公诉案件提出量刑建议的权力。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也分别出台了《实施细则》（下称“省高法实施细则”）与《量刑实施细则（试行）》（下称“省检实施细则”），为河北省检、法系统刑事办案人员开展量刑规范性化探索提供了具体依据。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个别法官以“量刑指导意见”为盾牌，使量刑不公“表面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如果抗诉，似乎又理据不足，导致抗诉案件数量减少，抗诉效果不佳，制约了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的发挥，造成新的司法不公。本文以河北省司法实施为例，阐述了量刑规范化中出现的问题与其对抗诉工作的影响，并提出完善建议。 　　一、量刑规范化与刑事抗诉工作目的性探究 　　目前通说认为，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官在办理公诉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代表检察机关建议审判机关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的刑种、刑期、附加刑及执行方法的一种求刑权。它具有主动性、相对的主观性等特点，不具有最终结论性，是公诉权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刑事抗诉则是指检察机关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求审判机关对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或裁定予以重新审理的一种法律监督活动。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是纠正法院量刑不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法定手段。然而当前实际状况是刑事抗诉案件数量少，多数案件法院改判率低，抗诉效果欠佳。检察机关使用量刑建议权，能够帮助法官发现和认定可能影响量刑的各种证据材料，如被告人的性格、年龄、前科、成长经历、发案细节、犯罪后的态度和表现、被害人的情况以及国家或社会可能提供的最有利于实现刑罚目标的条件等，在不同被告人和不同的刑事案件之间，基本保持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的大体均衡，体现出“比较的正义”，为实现刑罚的最佳效果创造条件。 　　由此笔者认为，量刑建议与抗诉制度同属审判监督手段，具有天然的矛盾性，即量刑建议采纳率的高低，影响到检察机关抗诉率的高低，但立法者对于两者设计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对法官的量刑形成监督和制约，遏制“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等审判不公现象。一个属于判前监督，一个属于判后监督，判前监督得当，自然不需要抗诉这种事后监督的弥补；反之，抗诉工作开展的好，可以促使法官自觉规范量刑，二者的价值追求都是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这就要求公诉人理直气壮地根据案件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提出量刑建议，促使法院认真对待和充分考虑检察机关的建议，抑制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如果法官对合法合理的量刑建议不予采纳，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建议为标尺，依法提出抗诉。但就目前而言，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因此提起抗诉，还有很多顾虑。 　　二、量刑建议实施以来对检察机关刑事抗诉工作的影响 　　就目前量刑建议实践情况来看，全国在“面”上推广效果向好，“纵深”效果远未实现。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实际效果堪忧，与制度设计初衷背道而驰，直接影响了抗诉工作的开展。 　　（一）量刑规范化对刑事抗诉工作的现实影响 　　目前各地检察机关运用量刑建议、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况比较复杂，难以作一概评价，各地媒体或检察机关内部文件中量刑建议的采纳率动辄90%以上、甚至达到100%，似乎只有这样的数据才能体现检察机关的工作实绩，实则不然。1997年刑法中大量存在刑期幅度过大的问题，如果量刑建议仅仅是在法定的范围内缩小一点点幅度，那么建议的质量是不理想的。而受量刑规范化的影响，各地检察机关本来就不高的刑事抗诉案件数量及抗诉改判率，更呈现减少趋势。以河北省为例，主要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分析： 　　其一，河北省高级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试行）》束缚了一些检察机关的抗诉工作。不可否认，“省高法实施细则”为公诉人的量刑建议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法官量刑的随意性。但因其条文规定量刑幅度过大的瑕疵，给法官留出暗箱操作，办理人情案、关系案的空间，合法却不适当量刑，让公诉机关又找不出充足的抗诉理由。这就导致以前能抗诉的案件，现在检察机关抗诉的几率反而小了。这种现象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法官采纳了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但与检察机关期望的量刑幅度存在差异。例如，目前各地的量刑建议一般是幅度刑，如建议判处甲有期徒刑三至五年，实际上公诉人内心认为甲应当判刑四年左右较为客观公正，但他通常不会直接提出四年的建议，[1]而以四年为中心确定一个范围，最后法官判处甲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而同样的案情，对另一案件的被告人乙，公诉人还是提出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