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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体系构建和语感教学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于基本理念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能力”。这里对“语文知识”的理解有些模糊，是指语言知识还是指文体知识？笔者认为这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语法知识、文学知识、文体知识；狭义是指语法知识。语法知识体系构建是否有必要、如何处理它同语感的关系，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回顾语文教育所走的路程,一直是极端化的，要么大力推崇工具性,全盘否定人文性；要么主张以“知识为中心”，要么主张“语感中心说”，没有静下心来权衡一下，求得二者的整合，语法作为理性的语文基础知识，它和直觉的语言知识――语感是什么关系？它对语文能力提高和素养提升到底起什么作用？ 　　 　　一、语法与语感的关系 　　 　　（一）语感的培养要以语法或者说语文基础知识作为支撑，因为语感具有迅速的直觉性、模糊的感受性，它是扑朔迷离、难以名状的，也就是说，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说语感是“知其然”，那么语法就是“知其所以然”。这种内化的无形东西需要长期的知识积淀，并需要辅之以有形的条缕清晰的东西，才能进入教学领域。 　　又因为语法知识是对语感的理性说明和经验概括，它将学生心理图式当中那些散乱的、零星的、随机的认知加以重组，形成一种知识脉络，加以强化理解。只有理解的东西人们才能更深刻地更有效地去感觉它，从这一点来看，语法知识教学影响着语感生成和发展的敏度、深度、美度和速度等方面。 　　 　　（二）语法在对语感知识化的同时，也在对语感进行规范化。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在作文中写道：“老鼠见了我，吓得没命地跑，突然一头撞到墙上，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不省鼠事。”“不省鼠事”是孩子灵性的闪光，是对语言的活用，也来源于语感，体现了一种创新。相反一些广告词有时也是来源于语感，但却是刻意为之，哗众取宠，违背语法的规范。如“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又如“艾琳洗面奶，特别适合任何皮肤”。这样前后矛盾的病句，看似新颖实是对语法的诬蔑与亵渎。这样的语言整日充斥学生的耳朵，是不利于学生语感的提升的，是需要语法来进行规范的，所以说语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习得的语言机制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约束。 　　关于语法知识和语感的关系，张中原先生在《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概论》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知识系统，是语文能力发展的基础，缺乏知识指导的语言学习是一处自然状态下语言习得，其发展通常是缓慢的，语言运用通常是不规则的，甚至是浅俗的，而且有关母语系统知识的传承是学校母语教育本质所在。”叶圣陶说过：“从前人读书，多数不注重内容与理法的研究，单在吟诵上用功夫，这自然不是好办法，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上比从前注重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工夫太少，多数只是看看而已这又是偏向了一面，丢弃了另一面。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 　　如果说张中原的观点告诉我们语文知识是不能忽略的，即语文知识在能力提升中有重要作用，那么叶老的观点就是要寻求语法与语感教学的结合点。 　　 　　二、语法中心还是语感中心 　　 　　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以什么为切入点呢？下面从人类认识规律、语言特点及学习者心理特点等方面来谈谈。 　　 　　（一）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感性认识是认识的起点，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达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语言是认识世界的中介与工具，语感则是直觉性的，注重个人体验与感悟。而语法则是从理性层面上对语言的一种概括，从感性中来又高于感性，属于理性范畴。学习语言也是在认识世界，所以语言的习得也要遵循这一认识规律，从感性出发，进而上升到理性，最终达到二者的统一。 　　 　　（二）中国的语言观是一种本体论的语言观。我国古代一直把语言看作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工具。在语言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要属荀子了，他在《正名》篇中写道：“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也就是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在社会实践中人们相互遵守的，具有社会性；更深入一点说，先有语言产生，后有语言学，这都是汉语尤为突出的特点。所以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应当以语感为突破口。只有这样，才能突显中国语言的人文观，体现中国语言的特色。 　　乔姆斯基说过，孩子们确实要学一种第一语言，他们所在地的语言是传统意义上的约定语言，而不是一个生来具有的明细体系。即任何人学语言包括语言学家都不能依凭语义的理性范畴和语法规则来理解和生成句子。所以说，感官是语言缘起的门户，是语言起源的依据，是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