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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天文交流史的研究的方法及其流变 　　摘要：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对中外天文交流史的研究经历了四次明显变化。本文综合中外天文交流史的已有研究，及前人对该领域研究方法的论述，对三次重大变化加以归纳，并在统计分析近几年几种重要期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简述对近年出现新趋势的看法。 　　关键词：天文学史；中外交流；宗教史；李约瑟 　　中图分类号：P1-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3.009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计有三次大规模的域外影响，即汉末以降随佛教而入的印度天文学、元明之际随伊斯兰教而入的阿拉伯天文学，及明清之际随基督教而入的欧洲古典天文学及近代天文学。[1]近代史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2]，天文学传播也具有不同阶段的特征。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国内对天文中外交流史的研究经历了几次明显变化。本文综合天文中外交流史的已有研究，及前人对该领域研究方法的论述，对几次重大变化加以归纳，并在统计分析近几年几种重要期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简述对近年出现新趋势的看法。 　　1 发端：宗教史研究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外交流史研究，首推20世纪20年代陈垣对外来宗教史的研究。由于其研究几乎涉及域外来华全部宗教，因此就天文中外交流史来说，古代交流史的三个研究领域都留有其发端之作。以基督教来华史为例则有：《基督教入华史略》（1924年）、《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1927年）、《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1934年）、《汤若望与木陈?搿罚?1938年）、《浙西李之藻传》（1919年）等。在研究方法上，乃继承乾嘉之余绪而又吸收西方实证主义史观及方法的“新考据”[3]。 　　继陈垣之后的方豪，集前人研究之大成，作《中西交通史》[4]，将中外交流中的各个方面分别列出，天文历算为其中一类，可参考表1。 　　方豪的研究，尤以明清之际中外文化交流为重，又尤以对传教士的研究为重，除《中西交通史》外，尚有《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个案的研究也十分突出，如《徐光启》、《李之藻研究》等。对史料的整理，如《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都极具价值。 　　这些早期研究的价值毋庸置疑，但随着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反观20世纪20年代至60、70年代以陈垣和方豪为代表的中外交流史，缺陷也逐渐凸显： 　　表 1 方豪《中西交通史》中天文历算部分 　　1、进步史观下的功劳簿式研究。自19世纪末严复所译《天演论》行世，社会进化论风靡中国，在历史观念上则表现为“历史是前进的，后世比前朝先进”的进步史观。[5]既有历史的前进，则有之所以前进的原因或动力，这就会造成历史研究以考察功过为主要方法或目的的情形。方豪在《徐光启》中称徐光启为“我国现代科学之祖”，并认为其向中国引入科学的动机为：强国富兵、崇尚西洋人的研究精神，及借科学提高国民道德。论述其介绍科学以“进德、利用、原生”三事业并重，总结了他在中国科学启蒙上的各项功劳。 　　2、扬教心态下的移情式研究。出于种种原因，陈垣是否信教的问题一直不明确，近人研究则确认其基督徒身份。[6]方豪则为天主教徒。黄一农认为，在陈、方的扬教心态下，一些人物的功劳被夸大而成为教徒中的“典范”，激起对他们的研究热潮，某些史实则被曲解。[7] 　　另外，以天文学史来看，因所作并非针对天文历算一门，故多框架式的工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则要等待天文学史领域内的学者来做了。 　　2 跨文化的尝试：李约瑟“难题”与“李约瑟难题” 　　20世纪初到40年代，是国内天文学史研究全面启动的阶段。这一时期天文的中外交流问题尚未得到重视，唯有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提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起源的问题。[8] 　　1959年，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出版，其中文版于1975年译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整部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跨文化比较的尝试。比较对象一般存在某些类似之处，而没有实际“交流”的证据。通过对比双方异同、时间先后，来判断谁可能影响了谁、谁比谁先进。这种对比虽未出“进化史观”的局限，但使他触碰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许多问题。比如，由比较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的星宿体系之异同，并同古巴比伦的星宿体系比较，他得出了与竺可桢不同的猜测，即中、印、阿的星宿体系同出于古巴比伦。[9]这激起了国内学界对中国古代天文学起源问题的长期探讨。[10] 　　从天文学史学界对李约瑟研究成果的接受来看，这一真正的李约瑟“难题”一开始受到了集中批评[11]，而那个不是很难的“李约瑟难题”反倒赢得了更多重视。 　　与陈垣、方豪不同，李约瑟的问题在于过高评价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李约瑟对入华耶稣会士的评价则低得多